今年夏天，我有了一個布農族名字：Uvau；意思是香菜，也是一種鳥，在天上飛翔。

會與布農族結緣，是因為Bukut校長（註：Bukut是布農族名字，漢文名為馬彼得）。六月初的一個下雨午後，第一次遇見Bukut是在建中。那時他和大中，就坐在建中玄關階梯上，自在且忘我地聊天，顯得很特別，因為在那些來來往往的衣著畢挺、舉止端莊的都市裡家長，大概無法、也不會坐在階梯上。

Bukut校長是個很有魅力的布農族人，可能是平常與小朋友互動多了，Bukut更有雙頑皮、閃爍光芒的眼神，他不受世俗眼光所影響，卻又以詼諧態度回應世俗，山裡的故事，自Bukut口中說來，趣味、美妙總多過辛苦，總讓我開懷大笑。

他受平地高等教育，卻對部落教育懷有高遠理想，一個山裡小校長，希望把布農天籟之音傳唱到世界。

他的故事，充滿了傳奇。一個專攻體育、看不懂五線譜的布農族校長，十多年來自己帶合唱團，Bukut校長從不挑學生音色音質，看不懂五線譜也沒關係，校長的合唱團只有兩個徵選條件：一是功課要做完，二是練唱要準時；Bukut校長的目的是，藉由合唱，建立部落孩子的自信心，他相信：迷路的孩子，可以找回來的。

台灣政客，總把「愛台灣」口號叫得震天響，但在我心目中，Bukut校長才是正港愛台灣的人。

因Bukut校長的關係，我又認識了一群可愛且善良的布農族朋友。他們靠務農為生，也打不進漢人把持的農會系統，經營規模與取得貸款都遠不如漢人，產銷更是問題。在京奧上高唱「我們都是一家人」的史亞山，今年收成了約五百斤的茶葉，到現在只賣出了七十多斤，他總是自嘲他的茶是「自產自（滯）銷」；布農族不太會計算成本，若問起成本，只都說，「算天的！」亞山還說，他的茶若賣不出去，「就拿來墊棺材」。他們的樂天與不計較，讓我既感動又心酸。

他們從不為自己的處境而悲。

夜幕低垂，把酒助興，一把吉他隨手拈來，彈唱起一首又一首的「林班歌」，這是他們年輕時在台大林地工作，一出去就是三、兩周，為打發寂寞夜裡，無師自通彈吉他，傳唱各部落的歌，融合了各族文化，也包括漢族。Aziman（布農族名）總是說他自己也是「台大」畢業，是「台大森林系割草組，三年是正常，然後直升研究所，再念博士，一讀就是十多年…」辛酸故事，在他們嘴上，卻成自娛娛人的笑話。

今年暑假，我也失業了。我離開了工作多年的《中國時報》，暫無安身立命之所，也讓我感到漂泊及不確定，我的挫折與漂泊，和我的布農族朋友比起來，實在微不足道，就如同阿滿校長比喻的，漢人口袋只剩下二百元就很苦惱了，但布農族人借了二萬元在過日子，卻依然不以自己處境為苦。只是，布農族人樂天性格背後，卻存藏一整個民族生存的悲傷故事。

這段日子，我的同事忙著找工作，我卻密集上山，與Bukut校長及布農族朋友們一起，我很想幫忙他們，做他們的朋友，發自內心地，我很想忠實地寫下他們的故事，辛酸的、被欺瞞的、奮發向上的、趣味的…這一切都很真實地發生在台灣這塊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