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夠震撼人們心靈的只有兩件東西，我們心中崇高的道德準則，以及我們頭頂上的星空。」                                                             ─依曼努爾‧ 康德─

尋找中國文臣第一典範，我選擇徐光啟。

如果，如果能建立一個既擁有人文情懷、又具深厚科學素養的行政集團，再注意點節育，提高生產力，中國真不知是什麼模樣。事實上，人類至今，集人文與科學於一身的人才，都是寥寥可數。科學之母是數學，如埃及，因尼羅河漲退潮故，土壤豐沃，而發展數學。希臘、羅馬、文藝復興，到牛頓、愛因斯坦、羅素、歐本海默、懷海德，再而陳省身，一個個，鳳毛麟角。西學在我國古代不受重視，甚至冠以妖學佞說，有其深遠原因，但在明、清曆法上，足跡踩得步步為營，甚有作為。康熙朝日爾曼國、初名「約翰亞當沙耳」之湯若望。「萬曆年間，利瑪竇挾天算之學入中國，徐光啟與遊，盡其術。」新曆法若一旦推算有誤，株連難以想像，明代曾為新安衛所千戶的楊光先在康熙五年，斥湯若望新法十謬：

「湯若望頒時憲曆書，面題『依西洋新法』五字。（楊）光先上書，謂非所宜用。既又論湯若望誤以順治十八年閏十月為閏七月，上所為摘謬、辟邪諸論，攻湯若望甚力，斥所奉天主教為妄言惑眾。聖祖即位，四輔臣執政，頗右光先，下禮、吏二部會鞫。康熙四年，議政王等定讞，盡用光先說，譴湯若望，其屬官至坐死。遂罷新法…」

這場本質實不脫華夷與政治鬥爭、受撤職殺戮的天文曆學家，《清史稿‧湯若望傳》中一一載錄。她們面臨失敗的考驗與痛苦，不同名落孫山，科舉連挫。因為天象與政治歸融在一起，關係上蒼對帝王治績的考核。《中國天文大發現》舉自夏代仲康時期有載的日蝕至王莽時代：「…認為帝王是陽，大臣后妃是陰，陰侵陽就是后妃大臣干權。不管帝王是否真正認識到行政有失誤，都要頒佈罪己詔以自責…」天文家的失誤，使帝王下詔罪己無疑成一場猴戲，顏面盡喪，下場之慘可知。湯若望面臨的那宗，則是閏月推算錯誤，誤了祭典大事。

正因科學人才在傳統仕途中的苦寂，顯得分外金貴，而不得長遠推動達到普及，又何其令人喟嘆。徐光啟集數學、鑄造（材料學）、彈道諸學，最近在中央圖書館閱其「徐文定公集」之片段，深感宋至清滅，沒有一個這樣不歧視西學的奇才，固然這也是有成就他的歷史條件，頭要是交通因素，西方的海權發達了。自宋代有火砲始，起初並未具體，若大型沖天砲仗，以駭駒畜而已；幾何學要在徐光啟死後近兩百年，才在中國逐漸啟蒙。他後半輩子，學問成熟，卻遭遇萬曆廢政、天啟帝魏忠賢跋扈，龍困於池。民間土地兼併，斷無天理，地痞流氓大量使用假銀，毀壞商品流通，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所員王春瑜《明清史事沉思錄》指出：「明朝政治的流氓化。」然而嘉靖、萬曆江南園林窮極富麗，成了士大夫眼看時局敗壞，無力迴天，轉發為一種「以享天年」奇姿歪風，所存留雖令後世大飽眼福，有助建築考證，卻也是「商女不知亡國恨」的典型寫照。

這兒主要是講徐光啟通州練兵、海防備倭，試圖自澳門葡萄牙教士團建立火砲技術研發、以及有關「遼東屏障」熊廷弼一段。在此之前，還是要將些零碎的稍加串集勾勒。

萬曆三十五年（1607）四月二十六日，徐光啟父喪，隨致仕。至三十七年間，人禍天災正加速明朝的衰滅。「春正月，河南、江北饑。二月戊辰，京師地震。夏六月己卯，南畿大水。秋七月丁酉，京師地震。郴州礦賊起。」天乾地枯的災荒之下，徐光啟想到一個你我再熟悉不過的植物，以耐旱的甘藷抗飢。他深思過種植之可行性，就怕長不起來，無法解救久為空腹的黎民，＜甘藷疏＞：「余不佞，獨持迂論，以為能相通者十之九，不者什一。民可無道殣，或嗤笑之，固陋之心終不能移。」甘藷於萬曆二十一年由陳振龍從呂宋島攜至福州。將薯藤附於吸水繩，維持生長，明之吸水繩，以棉、麻混絞，棉納水，麻牢韌，薯藤如此在船上便蓬勃起來。 他的《農政全書》，熹宗天啟五年到崇禎十二年，由門人陳子龍成六十卷。荒政救荒本草佔十四，是因應荒饉、辨識有毒無毒植物大百科。

上述三年當中，徐光啟上海居家守喪、還有義大利郭居靜神父自南京到來，暫居徐府南門別墅「雙園」，積極傳教。更震撼的是，三十五年春，歷一年餘，通過利瑪竇完譯《幾何原本》六卷。李之藻編輯《天學初函》第四冊：「…《幾何》此書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試，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脫之不可得，欲駁不可得，欲減不可得，欲前後更置之不可得…」輔仁大學校長 羅光撰《徐光啟傳》引Fonti Ricciane：「書刻板後，印刷多冊，由保羅博士（光啟）分贈友朋。叫中國仕大夫的驕氣受一打擊，因為這是第一次，他們拿著一本中國書，費了許多心思，還不能懂清書裡的內容。」《幾何原本》並無譯畢，清同治四年，金陵書局將此六卷和李善蘭與Alexander Wylie 合譯的後九卷，合刻為十五卷。初版為咸豐九年。

科舉到明代，四書五經為宗，朱熹、伊川為尊，形式僵化、餌名釣祿，已完完全全鏽蝕了我們民族的靈魂，為官者以「武死戰」、「文死諫」、空說虛無的意識形態，處理重大行政或技術問題。江南水利，最關人命。明末即出現專包攬工程的，稱「泥頭」。北京大學出版的《明代縣政研究》：「...敲詐小民，吏婿勒索，明末江南地區進行以照田派役、限制優免為中心的改革…」

掌院學士李光地孫李清時，便是治水有功的幹臣，擢河東河道總督。該傳：「…清時以河堤歲修，司其事者每不度形勢，過高糜帑，而卑薄者不能大有增益…李清時治水善相度情形，每乘小舟出入荒陂叢澤、支流斷港中，或徒步按行諮訪，窮源竟委。必得要領。」即是說，大部份河工多是與洪水硬碰硬蠻幹的外行。惡水撲騰之時，朝中還有惡鬥。徐元夢受李光地推重，大學士明珠欲羅致徐元夢不可得，乾脆蜚語說他與光地為黨。徐元夢孫兵部侍郎舒赫德，曾在乾隆三年上書痛斥科舉之害：「憑文而取，按格而官，積弊日深，僥倖日眾。文徒空言，不適於用，墨卷房行，輾轉抄襲，膚詞詭說，蔓衍支離。」

利瑪竇很快看清，中國知識份子單單在節操及文章上大發其氣，大暢其辭，怠忽務實之學，就是科學。史景遷《利瑪竇的記憶之宮》：「…他將『利』字作為他第三個記憶的形象，將利字從中間垂直分為兩半，形成了兩個新的表意符號。」左邊是禾苗，右則是利刃，一個農民手持一把鐮刀，準備收割莊稼。而這個利（ly）又和利瑪竇真正的名字第一音節ri類似。利瑪竇得自羅馬的Christophoro Clavius教授數學，使這批傳教士有機會向更浩瀚的天文學邁進，而不同中國知識份子大多專注文章詩詞，並遵循數千年來的儒家道統；以為天圓地方，中國是世界的中央。

《利瑪竇中國札記》甚至說：「（即使明代）他們（中央、地方官僚與知識份子）不能理解那種證實大地是球形，由陸地和海洋構成的說法。」所以荒謬之事發生，一位外籍地理學家不得不抹去一條子午線，使地圖兩邊各留下一道邊，中國因此出現在圖正中央；這樣使得「他們」十分高興且滿意。利瑪竇對中國官場有相當的了解或不解，後來還將三冊《幾何》寄往羅馬耶穌總會，聲稱「…這邊人都視為一樁大奇事，從來沒見過這樣一部論證明顯的書…」《幾何原本》之另一用心是「毒藥苦口利於病」，利瑪竇和他的學生徐光啟在幹傻事，她們希望藉此引起駢四驪六的中國政壇注重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