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實  作為一種再現世界的語言技術

—黃春明《等待一朵花的名字》賞析

解昆樺

大江健三郎在《如何造就小說家如我》的開頭提及，童年時自己仰頭對柿子樹葉上水滴的凝視，讓他通向了對詩的領悟。他以為自己的小說生涯，就是在寫下那顆晶瑩水滴所回映的世界。我們的黃春明，也有一棵令他無法忘懷的蕃茄樹。這株蕃茄樹長在屋頂上，他的阿公跟他說：「想活下去就有辦法。」這句話，可能正是一珠影射生命奧義的水滴。只是，真實有時令人不可置信，其對世界思考慣性可能存在的挑戰，使它彷彿一則謊言。對「屋頂上的蕃茄樹」所隱喻的真實，小黃春明堅持了。那迎向老師巴掌的臉龐，有著熱血小孩倔強的浪漫。

但我注意到的卻是「誠實」。

當然，我要討論的不是那則華盛頓砍倒櫻桃樹故事，所隱括的公民道德課題，而是：黃春明散文書寫裡，誠實作為一種書寫品行，其所涉及語言再現的論題。

一如黃春明的畫筆誠實地畫下了那屋頂上的蕃茄樹，黃春明的散文之筆也誠實地記錄他在「寫」一篇散文過程中，心裡的隨思亂想，也因此他的散文總時常得在半途進行拉回、收攏離題文脈的工作。論者何春蕤以為黃春明的散文在接近小說時最好看，但是接近雜文時便難以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看來人們還是要黃春明在散文中多多說故事方是「正途」，而對天生的小說家黃春明而言，讀者這番要求自是舉手之勞。既然如此，在此供彼需之間，黃春明何以如此無視「章法」，自外於常理規範的美文格式？

早預料到什麼似地，在《等待一朵花的名字》的序言中，黃春明說了一個關於自己寫散文的故事：

一個逞弄詞才的小學生，一個新科任教的國文老師，一張小學生為了給新任國文老師留下「好印象」而刻意佈滿華詞麗句的作文紙。結果這位小學生沒等到老師「理所當然」的讚賞，反而換回「那來那麼多冗長臃腫的句子？形容過度！」的評語。說完這則故事後，黃春明體悟到：「寫任何東西要感人的話，必定要言之有物，同時也培養出我對文學藝術的誠懇態度。」

這堂作文課，當然可以看成臺灣六０至七０年代由現代主義轉向至現實書寫的文學史縮影。但我們要注意的是，黃春明的直書筆法，對他而言，本身就是克服、梳理自身散文焦慮的策略。因此黃春明的散文中，總有意識地在減低「再現」過程中言詞的過度干擾。

黃春明其實為我們再次確立了，文學史中對散文此一文體集約累積的誠實習慣，以及理當字句平順的語言邏輯。在此散文美學概念下，書寫者請先將奪胎換骨、自動書寫、後設技法這些「傢伙」收好，檢視自我是否已紮實地把自我經驗寫得直暢完全，才是第一要務。這樣捨去繁華文字技術的寫法，或者，也可以說沒有策略的策略，其實正變相地要求作者應當努力向生活探掘。因為，平凡的直寫技術往往最有可能裸（敗）露出作者平淺的生命經驗。

    《等待一朵花的名字》中的一字一句，無論浪漫還是樸質，都是黃春明用最真實的生活態度換來的。弔詭的是，存在散文焦慮且恪遵誠實策略的黃春明，在散文作品中總反顯出自身的書寫位置，告訴讀者他正在寫一篇散文，或如何寫作這篇散文—這帶有微量後設氣息的文字，可能正是論者以為不好看的部分。

    但黃春明散文最有趣的地方，可能正在這裡。特別是對想知道文本構成過程中，文學大師們的修辭思考與心理意識，如何隨寫作時間的拉長，而發生各種考量、反詰的後進作家而言。

我們不妨以〈屋頂上的蕃茄樹〉（1974.8）與〈戰士，乾杯！〉（1988.7）為例。

在〈屋頂上的蕃茄樹〉（1974.8）中，黃春明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已被列入「寫鄉土」的那塊，當他試圖也寫寫知識份子時，卻發現自己抽著煙望著天花板，腦中那些鄉土小人物總不時穿插而入，遮蓋了他所構思的知識份子。當童年河邊撈死雞這則鄉土小故事正要蔓延時，黃春明突然警醒，將思考重新拉回桌上的稿子，告訴自己「今晚想寫知識份子的啊」。只是甫開始將思考延伸到學界與電視公司去捕捉所謂的知識份子形象時，腦海中又重新浮現童年爬上也戲臺跟打鼓的紅鼻獅仔鬥嘴的趣事……再次警醒的黃春明只得打開美軍電台，試圖用搖滾樂趕跑那些童年影像。但最後，黃春明還是決定擱置筆下那沈思半天卻依舊未具文字身形的知識份子，寫下了著名的「屋頂上的蕃茄樹」這則小故事。這篇散文，呈現的正是文本寫作過程中，作者與預設主題間逸離、反折，乃至歧出的曖昧關係。

〈戰士，乾杯！〉（1988.7）中，黃春明與原住民朋友「熊」夜入屏東霧台鄉好茶村。在熊沒有電燈而昏暗的家裡，黃春明摘下鑲在桌上的燭火，發現牆上耶穌受難圖旁掛著一個日本兵人像。熊說這是媽媽再婚的丈夫，最後死於菲律賓。而在一旁的那張照片裡穿戴共軍服飾的，才是熊死於大陸的親生父親。至於另一張小照片裡，穿著國軍迷彩裝的人，則是熊死於蛙人任務的哥哥。一則原住民的家族史，卻以殺戮見證了不同版本的國族史。在這間暗室裡，熊的父兄以殘留的歷史影像在黃春明目前聚首，他感觸良深，卻一時無以名狀。黃春明在陰鬱的暗室落淚擱筆，雙手撐著額頭，因為在這最需要被解釋的歷史現場中，他卻失去了語言。黃春明以這個姿勢檢視自己身為漢人所背負的國族原罪，把胸中最柔軟的部分迎向歷史裡的刺刀，向死去的戰士舉杯致敬。這篇散文，呈現的正是作者在歷史現場中傾吐塊壘，轉換成文字方塊過程中的艱澀難為。

儘管黃春明秉持樸質誠實的準則書寫散文，但他的散文中仍不時「犯規」，總呈現具戲劇性的情節與場景。黃春明的童年本身就是一段極具張力的記憶，這份記憶本身就是自成血肉的故事，似乎擁有它的人，天生注定就該是個小說家。因此，黃春明只要在散文中讓文字向記憶恣意延伸，很自然便使他的散文看起來「很小說」。

不過，引我們注意可能還是黃春明散文中偶而穿插的短詩。陳芳明曾在《龍族詩刊》第12期（1974.7.7）〈黃春明論詩〉一文提及：「和他在一起，常免不了抬槓，有一段時期他常和我討論詩的問題，以他曾經擔任過廣播電台播音員的口才，我當然居於下風，不過，他之所以佔盡優勢，並不只是以能言善道取勝，我敬服他的，主要是他的見解。……他有好幾次寫了詩讓我看完之後，便匆匆揉掉……」六０年代黃春明用「黃春東」這個筆名在宜蘭《蘭苑》、《青年雜誌》等文藝刊物發表的詩作，我們現在或許不易看見了。但在《等待一朵花的名字》「隨想」一輯裡〈相像〉、〈琉球的印象〉卻保留了黃春明的詩作，而「鄉土組曲」一輯則專談臺灣鄉土民謠。兩者交互搭配，多少可以看見黃春明的詩觀。

事實上，對「民謠」、「民歌」概念的融入，恰正是七０至八０年代臺灣現代詩轉型的重要論題。閱讀黃春明散文中的詩作，可以發現黃春明的詩作並不以意象取勝，主要乃是透過對散文語言的分行，來創造閱讀上的情韻與節奏感。這情感流動，正讓我們看到身兼小說家與散文家的作者對語言細膩的咀嚼方式。

所以，我們看到了大江健三郎所紀錄下生命裡的第一首詩：

      晶瑩的雨滴

      映射出了風景

雨滴當中

      有另一個世界

巧妙的是，黃春明在〈相像〉（1967.11）這篇散文末尾的這首詩則這樣寫到：

是吧！很多事情都太相像了

這個世界。

兩個小說家，就這樣跨越了文體與空間的間隔，巧妙地對話了，一同以語言描模世界，藉著再現，為這世界重新釋放虛與實，輕與重，靈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