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當杜麗娘歷經滄桑
由〈那一片血紅的杜鵑花〉、〈思舊賦〉、〈秋思〉看來,白先勇小說中的花園不只引發情欲,也引發記憶。古典園林文化中,花園本象徵著人文與自然的交融,既通過濃縮與象徵手法,把天下勝景放進園中,又要求其具備道德性質,成為主人內在思想意秉之外顯。因此,無論花園是怎樣一個被人為所限制與塑造的場域,它一方面充滿生機,擁有自然蓬勃力量,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感性觸媒與隱喻,故而才子佳人故事往往以花園為核心。
花園在古典文學中發揮的作用,在白先勇小說中也出現了。花園既是宴游享樂之所在,時過境遷,也變成觸發記憶、反襯現下淒涼的媒介。只是花園在《西廂記》、《牡丹亭》或才子佳人小說裡,還擁有玉成好事的功能,在白先勇筆下,卻化浪漫嚮往為感時傷懷──在二戰後不得已離鄉去「國」、遷徙台灣的上階層外省人士而言,來到台灣後不少仍任職公家機關職務,而分配到的房舍往往就是日治時代留存下來的、附有庭園的高級日式房舍,房舍也可能被改建為洋房。
住宅和花園相連,既是住家的延伸,又別於住家之外,在邂逅戀愛主題的古典小說戲曲中,對於行動被限制的未出嫁女性,是相對地較為自由的場所;但是,白先勇小說所描繪能住在庭園房舍的外省人士,早都脫離了懷春的少年少女時代──於是,他們在台灣擁有的花園,不是使受禁錮的心靈掙脫束縛、得到啟蒙或安慰,而是使記憶被釋放出來,花園無論是生機蓬勃或枯涼蕭條,反都成為這些人物的心園的象徵,而且一律指向青春已逝、歡樂不再。從這個層面來看,花園的情調與意涵雖然改變了,仍然是人內在情性的外顯;花園暗示著園主的生命情態,草木之榮損尤其與人事離合相類相喻,更喚起時間遷移的感傷。
〈遊園驚夢〉開頭,透過錢夫人賞覽的眼睛,看到竇公館花園的椰子樹、棕櫚和桂花,富有台灣南國風情的園景。但是,小說裡的核心並非現實中的園,使錢夫人墜入回憶與傷害的,是《牡丹亭》裡最膾炙人口的「遊園」、「驚夢」;使她「驚夢」而再度啞了嗓子的是記憶之復甦,往事之重遊。在這裡,回憶的地點不是現實存在的花園,而是戲曲中構築出來的文化空間;情慾的滿足與心靈的斲害重疊在文字唱腔中的花園,錢夫人再一次經歷記憶創痕。
白先勇曾自陳其代表作〈遊園驚夢〉受到《紅樓夢》戲曲點題這一技巧的影響,尤其表現在錢夫人和林黛玉都因為聽曲而產生的心痛神馳之感;同時,這篇小說也和《紅樓夢》的主題近似,「就是表現中國傳統中世事無常,浮生若夢的佛道哲理」。林黛玉聽了「遊園驚夢」曲文後,情感受到蒙發,大觀「園」日後成了她與寶玉彼此往來、迂迴愛戀的美好空間;曲文中的花園固然只是文字的、聽覺的,畢竟有一個她生活著的花園,來安置她蒙發後的情欲隱私。而錢夫人卻非如此。
錢夫人的花園只存在於曲文中。讓她有「只活過那麼一次」(234)之感的樹林情色經驗,彷彿把那片與身體慾望互喻的樺樹林變成了後花園;可是,才子佳人類型的小說戲曲中,花園邂逅的幾乎是尚未婚嫁的少年男女,藍田玉當時已經嫁了年紀可以當爺爺的錢將軍,成了錢將軍夫人,和隨從參謀發生關係等於是逾越了身分,這使她富貴的身分同時也是一種禁錮。錢將軍娶了藍田玉,為的是聽她唱「遊園驚夢」(221),曲文中的情色啟蒙意涵,她是嫁了人以後,跟丈夫以外的人在一起才領略的──正因為有這樣的前提,〈遊園驚夢〉的錢夫人不能是《牡丹亭》的杜麗娘,她只能在曲文中扮演杜麗娘,現實中這情色的啟蒙卻沒有戲劇中鼓舞女主角追尋自我與情欲的力量。
錢夫人從少女時代到嫁給錢將軍後,理應多次在曲聲中扮演、經歷杜麗娘,小說中呈現的則只有兩次:一次是目睹妹妹與自己的情人鄭參謀居然情投意合,另一次是遷居到台灣,與舊識聚會時又重新聽到「遊園」,把上一次「遊園驚夢」的歷程又再重溫了一次,此刻昔日的杜麗娘早已滄桑,步入中年。在桂枝香的生日酒席上,藍田玉已經經歷過和鄭彥青的一段,卻要到愛情破局了,「驚夢」的同時啞了嗓子,失去了唱扮杜麗娘的資格;中年以後,南京換成台北,又經過了喪夫與離亂,聚會中已出現了到台北後才興起來的新人,「遊園」也有其他人可以唱了,藍田玉──錢夫人,只能「驚夢」:「五阿姐,該是妳『驚夢』的時候了。」(235)因為屬於她的後花園,上一次唱「遊園驚夢」的時候就已經頹圮了。
錢夫人學唱杜麗娘,盡得梅派真韻,為她贏得婚姻,後來她也曾擁有如杜麗娘遊園、(夢中)邂逅的情愛機會,可是她並沒有「變成」杜麗娘;雖然她已從單純扮演杜的票戲旦角,神入般地也和杜一樣被啟蒙了情欲,可是終究沒有超越「錢鵬志的夫人」的身分。而這身分也是她在情欲經驗中掙扎的原因之一,因為這曾是她最自矜的一點:「錢鵬志的夫人當然上座,她從來也不必推讓…..她可是錢鵬志明公正道迎回去做填房夫人的。」(220)錢夫人學「遊園驚夢」,得的不是湯顯祖、李贄等人談的「真」,亦非杜麗娘這個角色的「真」,而是梅派唱腔的「真」,而且學唱杜麗娘才是使她脫離賣唱生涯、進入上流社會的關鍵。婚後藍田玉必須學習扮演「錢鵬志夫人」這個角色,用花錢和講派頭來穩鎮一個年輕賣唱女突然躍為將軍夫人的惶恐心情。事實上,這兩種扮演都使她失去了本真──一個年輕女性對於情感愛欲的渴求。身分的限制、情人的變心,讓她只能「遊園」而後「驚夢」,沒有往後死而回生、追尋所欲的戲碼。更何況藍田玉只是變亂時代中的女性,並非《牡丹亭》中象徵化了的浪漫女主角。
如果說明中葉以後,相應於印刷術的普及、女性讀者與作者的繁榮、城市大眾讀物的誕生,以及主情思潮的興起流佈,禮教與情欲的問題受到正視、再詮釋,而《牡丹亭》、才子佳人小說乃至《紅樓夢》等文學作品,亦感承此思想變化而允許故事中的女性有叛逆、追求自我完成的行跡,甚至挪用向來為男性文人情志之展現、或身分地位資產之呈顯的花園,轉為女性情欲的媒介或體驗場,則白先勇〈遊園驚夢〉可說是借用了這樣的文學敘述來反襯錢夫人的命運。以《牡丹亭》為代表的花園敘述,介入錢夫人的生命,變成自身敘述情欲經驗的象徵性語言,卻也反映了這段情欲經驗的不足──那個能引發自我追尋能量的花園始終只存在於曲文,而且曲文中的花園已經從樂園下降為失樂園──錢夫人在演唱杜麗娘遊園的時候失去了她的情欲對象。《牡丹亭》的花園為杜麗娘提供了舞台,既是理想化的、逃避正統教訓的「自然」,也是抒情意識的空間化表現,在父親眼中景色荒涼的花園,在杜麗娘眼中卻重新呈現為一處春意纏綿、勾引情思之地;〈遊園驚夢〉遊的花園,則是通過唱腔和回憶架構出來的心理空間,杜麗娘啟蒙情色和錢夫人失落愛情的意涵交疊,虛實之間,空間讓位給時間,錢夫人遊的可說是時間之園。
錢夫人是歷經滄桑的杜麗娘,屬於她的花園早已湮沒在時間之中。
二、新公園的花園想像
公園與後花園,在本質上是相反的,卻是白先勇小說中顯著的兩個空間。公園是近代意義下為了讓城市居民擁有一個共同修憩的場所而建造的,每個人都有義務維護,也都有權利使用;後花園則是私人建造,須有相當的資財為基礎,提供給家內成員或親密朋友使用的。白的花園故事一無例外地並不以年輕人作為主角,新公園故事則顯現了一種挪移,從帶著大陸記憶的上一代挪移到在台灣成長出生的下一代。
〈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可視為《孽子》前身,從新公園年輕一代男同志的眼光,敘述上海過氣男明星朱焰流落到台北後,被呼為男同志社群(祭春教)「教主」,他內心仍存在著對年輕男性的情欲,而這情欲又源自於對自我鏡像的懷念、對青春的崇拜。小說中有關於朱焰在新公園糾纏男學生而被警察逮捕的情節,再一次顯示公園雖然和花園一樣有遊憩的空能,卻因為公私之分,必須受到更大的權力機構的監視與管轄,因此新公園中的「遊園」永遠存在著「驚夢」的危險。
台北新公園本身的歷史就相當耐人尋味,歷經不同的政權,新公園也幾次削補改建,填入符合的政治意涵。白先勇很早就在小說中引入新公園場景,〈寂寞的十七歲〉是在1961年發表的。涉及新公園的篇章雖然不多,卻是與以花園為背景的小說創作發表的時間相始終;除了極少的例外,與新公園相關的篇章通常涉及男同志題材,而與花園相關的篇章,則更主要寄託今非昔是、時空更替的感懷。當然前者也可能包含後者的意涵。因此,花園與新公園,在白先勇至今的創作生命來看,一直是最顯明的兩個空間,涵攝了他作品中最重要的兩個題材。且新公園題材後來得到了更大的發展,以此為主要故事開展場所的《孽子》對台北的熟悉、以年輕人取代「過氣貴族」成為主角,而有「新台北人」之說──確實,如果詳細比較《孽子》及其前身〈滿天裡亮晶晶的星星〉,便可以發現後者的敘述者雖然是新公園男同志的年輕一代,但主角仍是「教主」,那個曾經在大陸上紅過一陣,而又衰敗了下來的老同志;《孽子》以其篇幅較大、人物較多,「教主」或者是「肛門父親」類的人物當然還是存在,並且提供了年輕男同志庇護與援助,可是在台灣出生長大、血緣混雜的年輕男同志們的成長故事,才是小說主要的精神所在。
從新公園的改建史來看,白先勇小說中數次提到男同志族群重要聚會點「蓮花池」,是1963年之前才存在的。因此,〈滿天〉、《孽子》雖然分別在六、七十年代寫作,前者寫的還有荷花,後者卻已經是「不知為了什麼,市政府派人來,把一池紅蓮拔得精光,在池中央起了一座八角形的亭閣,池子的四週,也築了幾座紅柱綠瓦的涼亭……憑空增添了許多矯飾的古香古色」(《孽》4)。根據學者的訪談,蓮花池所在即今天可看到一閣四亭、以對稱形式呈現的水池處,過去本來是栽滿紅蓮、石頭高低錯落的美麗場景,其香氣與色澤都足以挑動情欲,且更富於中國式後花園的曲折、掩映的美學,後來卻改建為一覽無遺的方正樣式和紀念亭閣,富於情趣的蓮花也不見了;亭台樓閣雖然本是中國花園建築,再這裡卻是象徵國家歷史而非文人雅趣。於是情欲浮動的蓮花池,變成了國家形塑「中國性」的視覺工程之一。
但是,即使是在富於政治意味的地景環繞之下,新公園仍然發展出一種情欲的花園想像。如同前面的章節談過的,後花園往往擔負著男女邂逅、情色啟蒙的功能,甚至是《牡丹亭》這樣還給予杜麗娘一個突顯自我情志的機會,從女性或愛情的角度給予花園在家內游賞之外的意義;花園在這裡不必然是正面和正統權威對抗的,也可能是以滲透、挪用方式來進行。而在白先勇小說中,性別雖然有異,情愛的邂逅、情色的啟蒙、自我的認識等題旨卻是相近的;男同志們也在這個園中認識同道人、朋友聚會、等待情欲的契機,公園中歷經的一切也使他們成長。再者,對於當時不受社會接受的男同志而言,新公園等於是這個邊緣族群自己定義中的後花園,是自家人玩樂的地方。
正如花園故事中的主角們在花園想起與國家歷史相左右的個人記憶一樣,新公園也和歷史記憶分不開;不同的是,眼前的花園必然與過去在大陸的生活相連,呈現出今與昔、老去與青春的對照,新公園卻擁有自己的歷史,而這歷史是所有進園來的青春鳥們都得先領受的教育:「……我(阿青)在郭老家裡居留了三天,聽郭老把公園裡的滄桑史原原本本的敘述了一遍。他教授我公園裡的許多規矩……。」(《孽子》83)青春鳥們藉著新公園這樣一處富有統治象徵意味的空間裡,寫自己的歷史,這歷史中涵藏著許多父子之間的拉扯,幾個主要人物雖都擁有不堪回首的黑暗過往,他們的目光卻同時是向未來開放的;對於過去的思索與領會,是促使青春鳥們往前飛的基礎力量,因此在小說結尾,在傅老爺子身上得以宣洩父子親情、體會父親痛苦的阿青與龍子,彼此生出了撫慰與諒解,其他找到自己道路的同伴,也展現出旺盛的生命力來。
在花園故事中,白先勇雖然偏離了他個人喜愛的《牡丹亭》、大觀園的花園意義,牽涉到時代的悲情與民族創傷,到了《孽子》,則不只是性別情欲認同的啟蒙,青春鳥們也是在新公園內成長、培養友誼、渡過徬徨的年少歲月的──就這一層意義來說,白先勇又頗有復歸到大觀園世界的趨向──而大觀園本是以《牡丹亭》式情色啟蒙的後花園為基本的。自家後花園是杜麗娘眼中鑑照青春自我的空間,是使身心得到釋放、接觸自然生機的場所,是思春女兒的心靈樂園;在《紅樓夢》裡,大觀園則是寶玉眼中的清淨女兒國,也是少女們的樂園,在園中可以得到友情、愛情與身心的庇護。同樣的,對於阿青等失去原生家庭保護的青春野鳥來說,新公園也是一個樂園,使他們有身心安頓之處,而且,新公園還進一步成為原生家庭之外的另一個家鄉:「總是這樣的,你們以為外面的世界很大麼?有一天,總有那麼一天,你們仍舊會乖乖地飛回到咱們自己這個老窩裡來。」(《孽》5)換句話說,新公園是青春鳥們永恆的後花園。杜麗娘感受到「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粉白黛綠的年華終究會因為時光無情地褪色,大觀園被時間擊敗,白先勇那些發生在台北的花園故事也同樣脫不了時間的夾殺;唯有《孽子》是個例外,縱使黑暗王國(《孽》3-4)內特別強調青春的資產,放大到整個男同志族群來看,總是會有新生的青春鳥跌跌撞撞進來公園,總是會有老去的鳥兒又回來探看自己的歷史,新公園因為負載了成長與受傷的記憶,而成為族群的原鄉。因此,白先勇透過文學手法把新公園提高成為象徵,成為不覆滅的大觀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