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的疼痛：

朱點人〈打倒優先權〉、〈島都〉、〈秋信〉中的身體經驗

論文摘要

身體作為人最直接的感知載體，同時也是人拓展經驗的行動肢體，向來為文學書寫最直接的對象物。被時間、空間，乃至身份定義的身體，本就暗藏一多向量的隱喻可能，朱點人小說作品中所呈現之日治臺灣勞動者的身體及其痛楚經驗，本身便寄寓了其左翼思考。

在左翼敘事中，疼痛經驗的累積、理解，往往暗示文本內外的行動契機。朱點人三０年代初的〈打倒優先權〉（見朱點人給賴和之信件手稿，該篇小說未於日治時期之刊物發表）、〈島都〉中，儘管鋪陳著臺灣勞動者身體的疼痛經驗，但總刻意強調臺灣勞動者「筋肉隆起」的身體形象，暗示著臺灣人本身坐擁的並非一退化身體。朱點人如此對臺灣人—一個被殖民者的身體進行大寫，不只將勞動者的體質左翼化，也連帶使其小說人物最後必然採取「讓殖民者疼痛」，這樣與革命行動交互隱喻的止痛方式。

相較之下，在〈秋信〉中其所建構的遺民身體—斗文先生，卻一味蹲踞於由〈正氣歌〉、〈桃花源記〉各種文本所烘托浮現的古中國政統時間。因此一旦朱點人讓這如此退化的遺民身體，置放入臺灣博覽會的場景中，遺民身體便只能成為任由會場中那擁擠人群推送的無依遊魂。

筆者以為，順時條貫朱點人自身的小說寫作史，可以發現其在後期〈秋信〉中所呈現遺民身體的退化感，一方面意在反襯出早期〈打倒優先權〉、〈島都〉中勞動者左翼身體的積極性；另一方面亦突顯了其小說中那不時出現的臺北總督府建築，以及日治晚期身體政治的緊張氣息，遂使朱點人採取如此迴圜又兼具藝術性的創作策略，間接地表露其左翼思維。

一、        退化的身體？—疼痛與止痛的左翼敘事

朱點人〈打倒優先權〉（1932.1.20）[1]的故事是這樣的：一群台灣拉車伕在深夜相聚，近來生意清淡的他們不免怨聲載道，原因正出在他們沒有法定的拉車優先權，所以每次只能眼睜睜地看獨佔優先權的日本車伕們載著客人揚長而去。他們也不是沒有抗爭，但組合的談判失敗了，使他們決定合作以實際行動直接打跑日本車伕。

團結當真力量大，〈打倒優先權〉解決故事困局的手段，竟是四年後老舍〈駱駝祥子〉（1936）要為讀者啟示的答案[2]—一個人的力量儘管如何壯盛，終究是無法與整個時代機制抗衡的。在類似的車伕故事中，無論在文本外的寫作時間，乃至於最重要的對文本內對角色困境的構思，朱點人所以比老舍早了一步，當然是其所身處更為直接的殖民困境使然。特別是追蹤臺灣文學史，我們也可以在賴和〈惹事〉（1932.1.17）[3]、〈善訟人的故事〉（1934.12.18）看到這樣群體抗爭的思維[4]，正說明了三０年代台灣小說家在某些左翼思考上的早熟傾向。

筆者曾指出：「不歸的善訟人與離去的惹事男，使得〈惹事〉、〈善訟的人的故事〉兩篇陷入懸而未決的氛圍中。……惹事男的離去看似瀟灑，但那衝突卻是由父親和保正伯『善後』，因此他是沒有解決問題的英雄。」[5]賴和的〈惹事〉、〈善訟人的故事〉這樣略帶傳奇風味的故事結尾，終歸使他的小說隔了一層，同樣也間接地為自己嘗過牢獄之災的肉身，謀獲一個文字屏障。朱點人〈島都〉在故事結局同樣寫到：「後來就無有人再看到史明的蹤跡，有的說他是鑽到地下去運動，這是事實也不一定，因為到現在還是行蹤不明。」[6]失蹤的左翼青年史明，以及朱點人那推測的口吻，可以知道朱點人在拓展自己的左翼書寫一開始[7]，基本上走的還是那比較「安全」路線，但緊接〈島都〉之後的〈打倒優先權〉，卻可以看到朱點人驅使他故事角色衝撞日本殖民底線那義無反顧的神態。這使得〈打倒優先權〉的結尾，與上述所舉的其他故事非常不一樣，朱點人拆卸掉如霧遮掩的傳奇口吻，讓勝利的臺灣車伕們四處遞送的宣傳單迎風飄送，自此小說即在這勝利氣氛中「非常清晰」地結束了。而那傳單的內容是這樣的：

朱點人在這段文字上加框，除了要強化這段「傳單」文字的擬真效果外，筆者以為還有兩個透過小說形式經營而產生的藝術效果。

第一、光是從傳單文字內容大量的驚嘆號，乃至於「闘爭」、「越」、「打倒」、「反對」等詞語，便可以感受到其中對日本統治政府激昂的挑戰性。加了框後，使其中的文字更加令人矚目，而為一不容忽視的「放大音量」。

第二、朱點人又特別指出臺灣車夫們將這些傳單「望上一丟，那傳單被了風兒一弄，飄飄然天花亂墜」[9]我們似乎又想起了小說開頭在臺北城市地景中聳立的總督府，臺灣車夫們的舉動，顯然不僅止要將其意見「上達天聽」，似乎更是要對其進行宣戰。因此這在空中飛舞的傳單，亦是一具挑戰性的「公開音量」。

正是因為這篇小說這樣激進的結尾，或許經賴和斟酌，也或許朱點人的退卻，更或許是日本對臺灣報章刊物的審查後，使〈打倒優先權〉終然沒有被公開刊載。只能任由作者將這篇在日治時期沒有發表的作品，拿到另一座時代實踐。隨著1951年[10]朱點人因投入台共活動，而在臺北被國民黨政府逮捕槍殺，我們只能說，文本外的作者以肉身實踐文本內的文字，卻書寫不出同樣的結局。脫離文本的作者，果真已死。

與賴和〈惹事〉、〈善訟的人的故事〉相較，朱點人〈打倒優先權〉除了結局大不同外，其中對痛楚經驗的精細描繪，透過如此文字觸動（刺痛）讀者，使其左翼敘事內在對殖民政權的挑戰意旨益加「開誠布公」。筆者以為，這正是我們要更深入探討朱點人小說時的一個可能。

在左翼敘事中，疼痛經驗的累積、理解，往往暗示文本內外的行動契機。就筆者看來，朱點人〈打倒優先權〉有兩個痛楚的經驗最值得注意。第一，同時也正位於小說開頭的阿保，被深夜北風摧殘地「痙攣般抖動」[11]；第二，則是置於小說結尾臺灣車夫們痛打日本車夫，致使日本車夫鼻血直流的哀嚎。

朱點人〈打倒優先權〉這趟由疼痛到止痛的敘事旅程，最後選擇讓剝削者疼痛作為止痛的收尾方式，其內在自然充滿著鼓動革命的暗示性。促使兩種疼痛經驗在文本首尾滑動的力量，自然是群體力量的結集與實踐，此論已見前文不贅述。在分析朱點人如此帶有穿透性、暴力性的疼痛經驗中，刺激我們關心的是，作為疼痛經驗載體的身體問題，亦即：在生死交關的左翼敘事中，身體無疑是作家最便捷、直截的隱喻之物，那麼，由身體直接領受的疼痛感與身體之間，到底存在著作家哪些細密的書寫意識？

二、打造左翼的身體：〈打倒優先權〉、〈島都〉中的勞動者

    身體的誕生—放在生理醫學中，我們要談的是母親子宮與基因密碼；放在教育學中，我們要談的是學校體制與知識理型的傳輸塑造；但放在小說美學中，我們要談的則是作者如何在文字打造小說人物同時參混其思考，驅使小說人物各司其職，完成各自的敘事任務。筆者以為，身體雖是疼痛的載體，但角色身體的屬類（階級、性別等），卻決定了身體的疼痛方式。特別是在朱點人具豐沛實踐力的左翼敘事中，對主要角色—亦即勞動者身體的建構，以及在「疼痛—止痛」敘事過程中的可能變化，便值得細細觀察。

在〈打倒優先權〉、〈島都〉中對臺灣勞動者身體的描繪文字，「筋肉隆起」[12]無疑是關鍵詞。這暗示了臺灣人的身體基本上是具備著強度、行動力，但為何在文本中總扮演著被剝削者的角色呢？

在〈島都〉中，從史明父親面對籌畫建醮的頭兄、書記刁難時，從原本理直氣壯拒納款費（事實上也的確沒錢），直到書記搬出建醮乃「公眾事」的理由後，「覺得自己有些理短，隨時答不出話來」[13]，而這個建醮更「早就得了官廳許可」，逼得史明父親只能賣兒子籌錢。筆者以為，〈島都〉這段事由其意旨尚不在諷刺迷信活動，而在於指出一個被殖民的困境癥結所在：個人身體無法抵抗公眾制度（殖民政府法規、民間約定成俗的禮法），因此個人除非乖乖就範，不然就需採取如史明般以打倒制度為目標的方式入手。

1932年左右的朱點人這樣的左翼思考是非常透徹的，這也是為何〈打倒優先權〉一篇不命名為〈打倒日本車夫〉的原因。不過，緊接著〈島都〉之後的〈打倒優先權〉，的確後出轉精，展現了朱點人更為複雜綿密的「疼痛與身體」左翼論述。對此，筆者概分兩點來談：

1.身體的對照與隱喻：

    〈打倒優先權〉對身（形）體描繪不僅止於白描，也運用了對照與隱喻的方式強化身體的質地。首先是開篇第一句的「總督府」無非正象徵著殖民者的身體，並刻意讓阿保站在總督府前，這無非既對照出亦隱喻出日本殖民者與臺灣被殖民者間「高／低」、「巨大／微小」間的階級關係。而開篇「總督府」可說是一個陰影，以其沈默又巨大的姿勢，籠罩著後面的敘事情節。至於車燈裡那明滅垂危的蠟燭，也無非正是阿保那在北風中瘦削又顫抖之身體的隱喻，點出被殖民者微弱飄搖的生命力以及照不見未來的身體困境。

2.左翼身體即「非退化的身體」：

    在〈打倒優先權〉中如果說篇首的阿保代表的是臺灣「被殖民者」的身體形象，那麼，篇末的「筋肉隆起」車夫無疑是臺灣「反殖民者」的身體形象。我們可以說，同樣是臺灣車夫所以存在這前後肉身述說的差異，完全是群眾左翼行動的精神實踐力，使得人力車夫們的身體，突然被放大到擁有挑戰日本殖民政權的身形。儘管我們回歸篇首那日本殖民政權的隱喻物—總督府，知道即使人力車夫們的身體如何被朱點人的左翼意志膨脹，其與日本殖民政權間顯然還是存在大小階級關係。但不管如何，朱點人至少提示了我們他心中的想法：作為被殖民者的臺灣人，未必盡如殖民者日本人眼中所見一般，是一個退化的身體。

三、   退化與時差：遺民的身體／遺失的國體

正因為朱點人小說中左翼身體論述中所牽涉的殖民議題，我們更加明晰地看到其在身體之中，所不時閃見的國體思考。例如在〈脫穎〉中朱點人這樣寫到：「他（按：犬養三貴，即改姓後陳三貴）說臺灣囝仔歹規矩，從來自己的兒子會受他惡影響，造不成善良的日本國民。」[14]這段由犬養三貴吐露的「名言」所代表的論述層次在於，問題已不在於臺灣人如何成為日本人，而在於如何用臺灣人膺造之日本人的血與骨，打造（養育）出日本人。

可以發現朱點人後期小說中，對疼痛經驗的製造儘管不虞匱乏，但似乎不再著重於肉身的疼痛，而是放在身體的另一面—亦即精神的疼痛上，這也代表朱點人所關心角色的階級開始有所位移。而這樣疼痛內容轉換的代表案例，莫過於〈秋信〉中的斗文先生了。

〈打倒優先權〉以臺灣車夫膨脹的肉身，引領故事情節走向光明的結尾。但若走出文本之外，考量歷史情境發展，現代化的日本殖民政權，豈真能以古老的肉身相搏方式「一戰而勝」。因此，臺灣車夫膨脹的肉身，也無非是另一具義和團的巫術身體。朱點人此時在〈秋信〉中改從遺民—一個更為落後的身體入手，透過放大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距離，或許正意在處理〈打倒優先權〉與〈島都〉中，所沒有觸及的現代化與皇民化這兩個相伴隨的問題。

細讀〈秋信〉，筆者以為，要分析斗文先生這個遺民身體，必須從「速度」與「時間」入手。表面看來，肉身作為一個空間向量的存在，從「速度」與「時間」切入看似突兀。但如果我們考量遺民本身的記憶能力，以及跨越二個朝代（政權時間）的生命體驗，自可發現這樣論述脈絡的「合理性」。

在遺民文學中對過往朝代時間的記憶方式，往往依賴文本與符號進行推動。〈秋信〉一開始，斗文先生臨摹文天祥〈正氣歌〉，特別是臨摹「逼真了時，便拍著桌叫絕……總要費點時間，把自己寫的和拓本比較地看」[15]，無疑正是企圖以空間複製的方式，期望自己（遺民），能超越所實際身處的殖民者的政治時間，而與文天祥的政治時間進行同步。同時也透過誦讀這個儀式，與過往殉（儒）道的中國知識份子，共享一個道統的脈絡。於是乎，朗誦〈桃花源記〉的動作，我們自然亦不能恍若未聞了。

〈桃花源記〉具有的兩重隱喻性：第一、桃花源是烏托邦。第二、此一烏托邦具有時空間獨立性，它是不可再復尋的「傳說」。因此一方面，斗文先生「放開喉嚨」[16]，潛意識裡也無非在企圖製造一巨大音量的烏托邦，以填補自身所處的現實空間。另一方面，卻也是要用盡其所能地放大音量帶動對日治與晚清兩種政治時間遺忘[17]，而只有大漢、盛唐的政治時間，亦即：〈桃花源記〉文本字面上曰「不知有漢，何況魏晉」，以斗文先生這樣的遺民身份以及誦念方式，倒也提供了一種「不知有日[18]，何況晚清」之對時間遺忘的滿足。

總之，〈正氣歌〉也罷，〈桃花源記〉也罷，都是斗文先生透過於本有據的方式，間接、暫時地使得其內在的烏托邦想像擁有了具體的份量。遺民身體在做這些臨摹、誦念文本動作的當下，雖彷彿就能進入遊仙狀態，召喚出最美好的時間與空間，但也凸顯了遺民身體與經典文本間的高度依賴性。一旦只要文本不在，或與文本的關係無法持續，遺民身體與當下政治時間便會產生摩擦。因此〈秋信〉中這樣寫到：「『……老秀才！你去臺北看看好啦，看看日本的文化和你們的，不！和清朝的文化怎樣咧？』『清朝！』他聽見清朝二字，身體好像觸著電般的，起了個寒戰，呆呆地看著天窗出神。」[19]可以說斗文先生這段臺北始政四十年臺灣博覽會遊記，無疑在強迫遺民身體中斷那些製造遺忘的動作，讓其身體進行移動以刻意製造出遺民時間與日治時間，彼此具體又巨大的時差。

這個移動偏偏又是坐火車，這現代化的交通工具，倒真是不屬於〈正氣歌〉、〈桃花源記〉文本世界裡的神奇怪物，其所提供的高度速度感，將毫無招架力的遺民身體快速地拋離文本之外，而無法再以身體與文本的力量進行調適。因此自此斗文先生一直在地理高速轉換的經驗中受創：

在車裡的時裝——和服、臺灣衫、洋服的雰圍裡，突然闖進斗文先生的古裝——黑的碗帽仔、黑長衫、黑的包仔鞋，嘴裡咬著竹煙吹，尤其是倒垂在腦後的辮子……儼然鶴入雞群，覺得特別刺目。他接著眾人的眼光，像受了侮辱，一時很難受……[20]

    可見在此斗文先生的遺民身體成為一個時間的介面，被內在與外在兩種世界擠壓，但如此痛楚尚能透過掀開《海外十洲記》稍事抵抗一番。可是斗文先生對文本早無心留意，因為在閱讀文本的背景空間，已非他那穩固不變動的自宅書齋，儘管如何自持，他終究還是得面對那些外在「干擾」。接下來火車帶動的高速地理轉換，其所展現的「速度」馬上發揮他現代化的拉扯力量，剝奪了斗文先生對往日臺北空間的「時間」記憶—而這感官記憶也無非正是遺民安身立命的另一個文本。

對斗文先生這樣緩慢的遺民身體來說，速度帶來了疼痛。所以當斗文先生發現「這就奇了！難道臺北就變得那麼快！」[21]、「臺北的地理，早奪去了他昔日的記憶」[22]，而「他的胸坎」—心的位置，便「像著了一下鐵鎚，無力地落到椅上去。」[23]。當一個遺民身體連「心」的精神與記憶製作功能都失去會怎麼樣呢？朱點人用失舵孤舟譬喻這任臺北臺灣博覽會人潮浮沉推移的斗文先生，然而在筆者看來，卻更像那沒有身體又不能自主的魂魄。

巧妙的是，話說「他正在茫然自失間，不知在什麼時候，被推到第二會場的入口來了……隨著人們走入第一文化施設館」[24]此第二會場之第一文化施設館乃在展覽日本的臺灣教育館，亦即布爾迪厄官方以文化資本塑造國民身體的場域。但，這豈是我們的斗文先生，這遺民魂魄要的身（國）體？

〈秋信〉中這臺北臺灣博覽會的第二會場之第一文化施設館倒非虛構，據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指出：

第二會場是在公園內部，因此這一會場充分發揮了公園原來具有的休閒及教化功能。就教化功能的意義而言，第一文化施設館利用原有之「兒玉—後藤紀念博物館」（即今日新公園內之國立臺灣博物館）的空間重新改裝而成。主要展示內容為日本治臺之後的教育變遷與現代化教育設施的引入過程，除了回顧並介紹治臺四十年間教育制度的變革與現狀外，也欲表達學校體育衛生教育在塑造現代國民身體的作用……[25]

無論是近代、現代還是當代，國體的製作向來是東亞政治工程之一，例如大陸1902年（光緒28年）蔡鍔在《新民叢報》發動的軍國民化身體運動，乃至於1928年國民黨政府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國術館，所帶動的國術館身體鍛鍊等一系列武裝化的身體製作。只是在〈秋信〉所牽動的脈絡卻又更為複雜，始政四十年臺灣博覽會，又特別是第二會場之第一文化施設館的位置，在在說明此殖民者如何以文化空間的展覽，作為一個醫療、手術的平台，轉移被殖民者對自身身體的內容與定義。對日本殖民政府而言，博覽會的問題是如何展現延伸海外殖民地的帝國國體，但對臺灣知識份子來說，問題卻是該如何面對自我崩潰的肉身。而我們更要注意到的是，遺民身體身上那古中國與現代日本這兩個帝國的烏托邦壓力，顯然需要更多消解的精神作業。是以，遺民身體無論或存或滅，始終都是個政治文化權力的戰場。

四、   冥想以止痛：文本符號與國體修復

但遺民的精神疼痛如何抒解？

斗文先生那無體可托的遊魂處境，為〈秋信〉提供了焦點。然而這焦點，對斗文先生而言，卻也是龐大無比的焦慮。朱點人〈秋信〉中這樣寫到：「他已無心再看了，氣憤憤的走出來，心裡還在懊悔著他想今天簡直是白走的了！與其看看博覽會，無寧拜謁撫臺衙的好！他一想起撫臺衙好像回復了四十年前的自己，剛才的一肚子悶氣，不知消到那裡了。」[26]在這裡，斗文先生是以自我放逐的姿態走出第一文化施設館，確乎是遺民文人的慣性舉動。只是如果考量第一文化施設館所意在展覽呈現的帝國人民（也是被殖民者）身體理型姿態，那麼，斗文先生在走出第一文化施設館後，旋即轉念要前往的「撫臺衙」，自然有相對應的身體製作功能。

斗文先生只要「一想起撫臺衙」便「回復」那「四十年前的自己」，這一念之間，與其說展現了回復的「速度」，還不如說是要暗示「撫臺衙」那類乎母親子宮的空間力量—這份空間是足以重構國體的。但是當斗文先生搭著人力車夫的車後，便在：

十五分之後，斗文先生在植物園裡的撫臺衙前下了人力車，車夫去後，他面著撫臺衙坐在椰子樹下冥想著……往日那麼繁盛的它，如今怎麼會這樣冷落！啊！屋貌依然，而往事已非了！他的胸裡充滿著興廢之感，他徐徐地立起來，倚著椰子樹，從懷裡摸出前日那封信來，抽出信箋，兩眼落到信筆上去，但他的眼睛偏在箋末搜出四字印刷……蓬萊面影……來。[27]

    在這段描述中，「撫臺衙」在一刻鐘後，便失去斗文先生原初所企盼的空間意義，因為它又被放置昔熇今涼的政治史敘事中被呈現。亦即：原本應當以空間呈現的「撫臺衙」，終歸也只是一段往事—成為與〈桃花源〉般不可再覓的文本。

在此，「空間—身體」是前述既已成立的隱喻。斗文先生放棄了「強盛雄偉空間—被殖民者」這份隱喻，但他在一刻鐘後到達的那對他而言「有名無實」的「撫臺衙」，所應對應的身體形象，卻也是不存在的。「撫臺衙」的被拆除，以及原地建起的「臺北公會堂」自然是殖民者刻意之舉，如果說「當一個社會或政治秩序規定要以某種方式來說明『身體』的時候，就表示統治階級否認了那些與他們的想法不同的身體，並認為他們並不需要這種身體。」[28]空間的消除與取代，也同樣可以被放置在這段語序邏輯之中。只是，斗文先生還能夠啟動自身的冥想作業，修復自身被撞擊的國體想像，似乎展現了他對已成文本之空間的想像力。但若讓我們回想起〈秋信〉前文中，所曾提及到斗文先生所收藏不願示人的「臺灣詳圖」，便可知道斗文先生展現的其實是他對古地名—或者應該是過往時間的記憶力。

所以斗文先生與拉車夫這段對話：「老先生！看來你不是本地人，也無怪你不知，若說撫臺衙的故址，現在已經起了臺北公會堂了」[29]便顯得極為耐人尋味，因為這既是一則交錯著空間與時間寓意的對話，也說明了斗文先生過往珍藏的「臺灣詳圖」終於在始政四十年之後成為一張不能再被拿來履（旅）行的廢紙。撫臺衙終只能在「臺灣詳圖」與斗文先生的時間記憶中被實踐，當然再次印證了其文本化的事實，但我們要探問的是，斗文先生依此進行溯時冥想，其所追憶修復的將是「非現代化」，還是「反殖民化」的國體？這段疑問始終是不可解的，但無論斗文先生預約的是盛唐還是大漢，相對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那都不是一個具現代化的國體，也自然不可能擁有反抗殖民者的屬性。有趣的是，斗文先生看到的「蓬萊」二字，正是那《山海經》之《海內十洲記》[30]中的臺灣地名，莫非朱點人意欲驅使斗文先生到那奇幻世界裡，去冥（空）想出國體本源？

    總的來說，斗文先生選擇逃離日本帝國的臺灣身體展覽室，但只能由人力車夫載到撫臺衙—一個已不存在的地理符號，好讓身體重新啟動冥想作業修復原本的國體。但其這趟移動終歸只是在「文本內」的名與實間進行兜轉，其悲涼還當真不下於小說結尾的晚秋。

五、   痛楚的層次：遺民身體與左翼身體經驗比較

    在朱點人小說中，〈秋信〉可說是把一個人物角色（遺民文人）經營地最淋漓盡致，詮釋空間也最大的作品。箇中訣竅，乃在於朱點人善用歷史文本（〈桃花源〉、〈正氣歌〉、《海外十洲記》），以及歷史文本化（撫臺衙）的書寫，讓高度依賴文本的斗文先生面臨速度與時間的撞擊，而飽歷創傷。關於這些創傷，如寒戰P229，都可歸屬於心理一系的負面感受。簡單來說，〈秋信〉這些疼痛若以字形部首進行分類的話，都是從心部的。當然我們也可以簡單地，將〈島都〉、〈打倒優先權〉中的疼痛，也歸納成從肉部的。

從心（精神）／從肉（身體），是非常摘要式的比較結果。這樣的劃分比較無疑太過於平扁化，也壓縮了文本內在的詮釋可能。若要更加深入拓展其中的意義空間，筆者以為，必須（1）檢視當〈島都〉、〈打倒優先權〉的角色，也面臨斗文先生式困局的反應，以及（2）朱點人在〈秋信〉、〈島都〉、〈打倒優先權〉中，有意識地讓角色們的止痛過程與社會行動相對應，那他對這些社會行動是否有進行比較與評價呢？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問題。前文筆者已指出「速度」與「時間」，乃是討論斗文先生最重要的切入點。有趣的是，〈秋信〉中斗文先生所發出「難道臺北就變得那麼快！」[31]的驚嘆，竟巧妙地也在〈島都〉中可以發現，小說中這樣寫道：

「M村到底怎樣，變的這麼快？」年紀大的又在追問。

「聽說M村所有的土地，山林都是拂下給辭官退職的人，並且分割給某地移入的『脫褲班』——現時一到M村舉目都是『文化村』、『新村』一些純粹的模範農村了！」他畢竟有點常識，才會說得這些話。獨有史明父子默不做聲。以史明的家計而論，今夜桌上的東西，算是頂豐富的了！……但桌間所談的話，使他起了不少疑問——為什麼天公對一些人獨厚?對一些人又苛薄？它們醮壇上的看板不是寫著「普天同慶」嗎？……[32]

    當村里人物在討論M村的現代化速度時，沒想到史明父子不只沒有義憤填膺同聲相應，反倒注意那桌案的食物。在一般訴諸於國仇家恨的國族敘事系統中，這樣的對比，八成已將史明父子的角色屬性，寫定成只顧肚皮，哪管國體的鼠輩。但在〈島都〉這樣的左翼敘事中，卻是小說角色通往英雄的起點，當然要促成其中角色屬性發生這樣重大轉變，還得看主角是否會提出「為什麼天公對一些人獨厚?對一些人又苛薄？它們醮壇上的看板不是寫著『普天同慶』嗎？」這樣的問題。

年輕的史明已經要對自己左翼靈魂，進行一次幼嫩的召喚了。對於空間的變換，在他看來，不是歷史的道統問題，而是現代化、殖民化過程中現實問題。具體來說，就是有錢沒錢、有飯沒飯—這樣非常物質，也非常實際的問題。因此對於左翼知識份子來說，「變得怎麼這樣快」的現象，其焦點根本不在於快不快的時間感，而在於現實空間中人們彼此間的區隔感。所以史明發現了「一些人」過得好，「一些人」卻過不好，這樣粗步的區分看似平面，但朱點人卻巧妙地運用醮壇看板的高度，隱約暗示這區分也可以立體化成階級的問題。只要史明更加體會，在肉體的傷痛中把那原初探問的「老天」，具體化成「統治者」或「資本家」時，他便能真正成為一個左翼知識份子。

在〈打倒優先權〉中「時間」與「速度」也不是問題，問題在於手車夫們是否有「優先權」，亦即在同一時間內有優先權的日本車夫可以先載客，沒有優先權的臺灣車夫只能乾瞪眼—而且最後可能會餓死。這樣看來，優先權的有無也使「時間」也被階級化了，只是這樣的階級劃分，比起〈島都〉更加具有對日本殖民政府的針對性了。

所以透過這樣的比較討論，我們可以看到遺民文人與左翼知識份子的身體疼痛感，尚不在於由精神創傷、肉體損壞所引導的「心／身」載體的差異。還涉及了時間／空間，以及文化系統（遺民）／政經階級（左翼）的問題。

因此，儘管對衰微的晚清時代不想記憶，但坐擁缺乏行動力之遺民肉身的同時，又只能記憶。以這樣的冥想記憶方式進行止痛，明顯可以看出遺民與左翼身體間在行動與思考的不同。在〈打倒優先權〉、〈島都〉、〈秋信〉中，朱點人對斗文先生與人力車伕在移動經驗、身體經驗的部署，具有非常鮮明的對立性。例如左翼行動的走向，走的是由〈打倒抗爭權〉中那人力車夫所代表之揮拳相向的抗爭路線，遺民的行動則偏屬於斗文先生口中所謂的振興漢文、籌組古典詩社方式。斗文先生行動的失敗，無非也正是三０年代末期朱點人自身對漢文書寫事業的感慨。而小說中斗文先生的這份感慨，也使在小說之外的朱點人選擇向左翼身體靠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