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尼采（Nietzsche）宣布上帝之死，談的是理性與存在自主性的問題；1966年傅柯（(Michel Foucault)宣布人之死，談的是人的身（主）體秩序如何為權力知識主宰；1977年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宣布作者之死，談的是文本在作者寫就離手後所擁有的公開又獨立的位置。那麼，當過往的西方哲學大師如此殷切為主體與文本廣發喪帖之際，一個女詩人之死，在此時此地其所可能幅射的詩學問題是什麼？
葉紅，1953年生於台北，可歸屬於筆者這幾年來關注的1950年世代詩人。但相較於其同世代詩人（如白靈、陳黎、蘇紹連、等等）於六０年代中即開始創作，葉紅直到九０年代初方公開發表詩作。但，葉紅的詩人生命既已遲到卻又早夭，2004年在上海即因憂鬱症自殺，留下了個人詩集《藏明之歌》、《廊下舖著沉睡的夜》、《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詩人的自殺終究只是一時的話題，如今，我們重涉詩人文本要追索的是，以語言為另一身體的詩人，其顯露了哪些自我語言意義的流潰？情動於中則形於言，何以語言之不足到如此境地，使我們方寸鬱結的詩人終得選擇肉身死亡以為其最終的修辭方式？
論詩人對生命的自我終結，近人評之最精者莫過王德威《歷史與怪獸》中的〈詩人之死〉，該文之文脈橫跨兩岸，兼談大陸聞捷、顧城，乃至臺灣施明正。相對於男性詩人在國族與私己的往來困頓，葉紅似非屬此一系，倒真體現男女有別的詩路發展。當前評論界中研究葉紅詩作成果最豐碩的鄭慧如，亦曾如此論評葉紅詩作，其曰：「（按：葉紅的詩作）『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沒有多少時代的影子，幾乎是『國家事，管他娘』的那一型。論者或謂：偉大的詩人必是時代的歌手。葉紅就這麼唱自己的歌，似乎也不怕見笑。」論者文字在快意間完整地點出葉紅女性、非政治的詩作觀點，而轉入筆者的詩史來看，亦為1950年世代詩人群中的另一種案例。如此看來，王德威開拓的論述路數自然是不適用於此的，既無前徑可依之循之，那麼，我們該如何解決筆者上述之研究課題？
如果說語言的死生與生命的死生（至少對葉紅而言），取得如此隱然存在的譬喻關係，在這中間是否存在一個語言病理發展的過程？對自我的語言病理，在《瀕臨崩潰的字眼感覺有風》後記中，葉紅有一番陳述：
在每一本詩集將要出版之際，我的『失語症』就必定發作。
夜，那麼寧靜，在視野遼闊的陽台上，不知不覺地又渡過了我整個生命中的兩小時；觸目所及的是一片燈海，由近至遠，隨著明亮度的遞減，黑夜還是威力不減地籠罩著大地。然而，她身上閃爍著的星星卻好奇地，和我珠寶箱裡的燈火，相互炫耀的同時又彼此傾慕。或許，我和夜，也在相互陪伴，卻不自知。
詩人自言其失語症的文字，倒透露了幾番訊息，無聲卻明亮的夜景，與盡將內在語言排離（版）到人世的自我間，兩者似同處於一個意象結構中—自言失語的詩人感到意義虧空之際，目睹如此夜色，還是留下了文字，但「無言」的夜景，似乎又暗示了詩人跨不出的前景。在此，葉紅自我的意義虧空感自然與語言虧空脫不了關係，也可以看到其與語言間的某種互助關係，葉紅〈永無休止的現在〉一詩便這樣寫到：
寂寞的時候 很虛弱
需要一點強而有力的聲音
（後略）
對葉紅而言，語言不只是化鬱解愁的藥方，根本是一種力量，一種可以從內充滿肉身，提供他走下去的力量。自然地，書寫也不僅只是謄寫文字的作業，書寫是一種治療，化解詩人自我語言病理的動作。話語後的快活感，無非是傾吐過程中「說」這個動作，所帶來的滿足感。作者成為說話的人，讀者成為聽話的人，詩人的寫作正提供了一個讀者與作者間感同身受的契機，在間接性的意象授予間彼此以心傳心。但詩人如此的語言觀也存在著危機—一旦無話可說，內在不再有聲音製造的可能，肉身就會走向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