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綜合評想

˙陳碩文

　　近年來都市空間與文化研究相當受到關注，在中國現代文學場域中，進行城市與文化的交叉研究也相當普遍，張英進的《民國時期的上海電影與城市文化》(由《二十一世紀》第60期譯刊其導言中文版)，對民國時期城市文化語境下的早期中國電影進行持續的研究，大大地拓寬中國電影研究的歷史視角，除此之外，此研究並有將電影研究與正在發展的上海文化史研究聯繫起來的宏偉企圖。　　

　　李歐梵的《上海摩登》也可視為是引領風潮的代表作，而《城市語境與大眾文化——上海都市文化空間分析》一書，從公共空間、電影、戲曲、雜誌和圖像等方面，對上海一百多年來的多種大眾文化及它們的形成和發展過程，進行了考察並梳理。相對於上海研究的蓬勃發展，北京的文化想像與空間論述便微弱許多，本書可以看作是對此研究議題初做回應的代表作。北京久為帝都，在自然風貌與人文特色上，與上海涇渭分明， 北京城的格局方正，以紫禁城為中心，九門對稱，街道以外，還有胡同。文化上，可分為宮廷的’士大夫的文化與民間市俗化上下兩層，北京的城市人格，是在古都文化—華北文化與歷史傳統的官學文化幫中定型的。近世以來，又受旗人文化的濡染，多溫良儒雅之風，長年在京，難免有國之中央的思維模式。北京人的社會生活重學重官，意味著輕商和非生活化的傾向，現代生活方式在北京的開展較緩。五四以來，北京成了知識份子朝聖之地，北京的知識份子多自歐美歸國，尤具學院派風采。

　　京海之爭由來久矣，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上發表<文學者的態度>(1933)撰文批評海派文人投機取巧、邀功牟利、渴慕出名、少節無行，引發了蘇汶在《現代》上發表<文人在上海>反擊，沈從文再答覆以<論海派>(1934)一文，他說：「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相結合，便成立了我們今天對於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又繼續批評了他的海派典型，引起了涉及面很廣的京海之爭。魯迅更以局外人的身份，發表了他對京派、海派的那段著名的見解：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國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多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亦賴以餬口。要而言之，不過「京派」是官的幫閒，「海派」是商的幫忙而已......。」

「京派」、「海派」為何，當時文人都沒有嚴密的系統論述，也沒有明確劃分陣營。沈從文等作家對上海作家的不滿，卻在上海出版上登廣告銷書等，而京津等地的通俗文學其實也以白話形式繼續發展，都可以看出其中的精英品味與通俗市民文化之間的拉扯與抗拒，以及溫情脈脈的鄉土中國對商業化都市的焦慮，鄉土中國甚或還成為了民族中國的招魂旗。沈從文說:「城市成就了作家，也限制了作家」，反映出了鄉土中國與都市中國書寫的矛盾情結，也為後人開啟出無盡的北京/上海城市空間及其書寫的相關議題。

　　在《北京：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的三篇論文中，也展現出了北京城市書寫中，菁英文化與市民文化、旦角品評與國族論述、自我與它者想像的投射等彼此拉扯與解構的特色，觀點無疑是犀利的，如葉凱蒂的論述從旦角的明星化入手談中國文化場域的現代化與國族想像，如宋偉杰從北京人書寫北京的回憶切入，談其所建構出的京華煙雲，論點清晰，論述卻相對微弱，可見文本以外的細部分析仍有待開展。

　　晚清到3，40年代是中國發生重大變動的時代，中國現代文學場域的出現，文學典範的重構，文學經典的再詮釋，到建立新的書寫範式與傳統，變動不居，且層次分明，每一個各具不同品味美學位置之激烈較勁，終因各具不同之文化資本，最後導致了中國文學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向，其中可說相當之多。然而今天的對北京或上海的城市研究，或許不可避免地還是趨近於一種獵奇亦或懷舊?或者我們也在消費和想像上海?或許該問的不是北京或上海的城市書寫究竟形成什麼風貌，還要問究竟為什麼知識生產者建構出一個摩登上海以外，還要形構一個人文北京/市民北京?與世界接軌的浦東新區，外商公司的天際線和外灘的租界建築正遙遙對望，穿越時間與黃金年代的上海空間，紅旗飄揚的天安門地安門，小三輪載著遊客疾駛過北海，城城相對，古老帝國的過去和新生宛如鏡像對望，文化想像以外，究竟帶給我們什麼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