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凱蒂

〈從護花人到知音：清末民初北京文人的文化活動與旦角的明星化〉

˙曾秀萍

　　此文探討文人捧旦文化在清末民初的轉變，其文人角色從護花人轉換成知音，一方面代表兩者權力關係逐漸平等；另一方面，則代表著文人試圖透過報章雜誌等新興媒體發聲，進入公領域，試圖掌握新文化詮釋權。在新戲和旦角身上，投射了文人自我理想的化身和中國文明的象徵，提供一個研究的新視野和想像的可能性。然而，這裡面還有幾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雖說捧旦文化本是傳統文人生活的一部份，但為何在新國家建立之際，文人會選擇此一舞台上的女性形象作為其自身文人形象的投射和新國家文明的象徵，而非選擇其他角色？而在這些新戲中的旦角，又與傳統戲曲中的旦角有何不同？文中作者已指出此些現象，而如何更進一步詮釋其可能的原因，辯證其從舞台上的性別扮演，到文人自我想像和國家新文明形象間的關係，是值得再思考的問題。

˙邱雅芳

　　如果說在清朝滅亡之後，文人取代了皇室的地位而成為京劇最重要的支持者，那是否就意味著京劇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必然成為文人建構家國想像的媒介？這樣的推論似乎更需要縝密的證據來支撐。或者，毋寧說捧旦文化是北京文人擺脫皇室的審美趣味，重新建立屬於中國表演藝術的文化品牌。甚至後來文人把京劇推向國際舞台，透過京劇中的旦角名伶，他們展示了中國文化的縮影。在表演中國的同時，世界如何觀看中國也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議題。其實，這篇論文從京劇旦角的明星化切入來討論清末民初北京文人的文化活動是相當好的觀察，這不禁讓我聯想到日據時期台灣文人在《風月報》上捧藝旦的情況。在不同的政治脈絡下，這也形成了饒富深意的參照。

˙楊佳嫻

　　葉凱蒂老師的論文總是有非常別緻的切入點，她所長期關注的妓女和文人的關係，在晚明清初和晚清民初有很大不同，才子佳人的神話變形了，妓女再不是搭救落難公子的了，她們變成了報刊上的摩登女，對於金錢的計算更為精刮。而除了上海，這篇論文把目光轉到了北京，轉為旦角和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其間的國族寓意投射。討論中不少人覺得此篇論文並未呈現細緻的推論過程，或者也跟這只是一個簡單會議報告有關（就學術市場而言，英文論文高於中文論文，擁有雙語寫作能力的漢學學者在某些考量下更願意以英文發表）。但是這篇論文仍然提醒我們去注意當中微妙的性別關係，以及在西潮籠罩下，娛樂的京劇居然變為中國文化嚴肅代表物的這個轉折；晚清民初「感時憂國」的論述是太多人說了，但那並不代表這個概念就是無效的，在當時的氣氛下，文人確實是以各種迂迴的方式寄託著他們對於家國動盪淪頹的感慨與重拾自我的期盼。

董玥〈國家視角與本土文化──民國文學中的北京〉

˙邱雅芳

　　什麼才是道地的北京味兒？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北京、民俗學運動裡的北京、老舍筆下的北京，這三種型態的北京書寫，到底誰能代表真正的北京？作者顯然已經在論文中說出答案。在新式知識分子的眼中，北京成為新的民國都市秩序的象徵。從公共領域的形塑到現代旅遊景點的地標，或是民俗學運動中的北京，似乎都在建構認識北京的知識論。作者認為弔詭的是，在新式知識分子的北京與旅遊者的北京之間有明顯的重疊；他們在意的不是在地的生活，而是一種旅遊者的情趣。然而老舍的「北京」就是真正的北京嗎？在這篇論文中，作者其實呈現了對北京邁向現代性的一種理性對抗。他所推崇的，是一種懷舊式的時空凝滯情緒。透過老舍的北京書寫，北京成為古老中國的隱喻。然而這樣的北京，是真正的北京嗎？

˙曾秀萍

　　本文擇取來自南方而寓居北京的新知識份子、民俗學運動和老舍筆下的北京，分析其中對於北京的觀感、想像與詮釋。老舍對於北京的寫作，乃從經驗上的認識出發，不輕易對北京做抽象式的概括，既有新知識份子的國家視角，又具有舊京知識份子對北京的迷戀，一種「言語是不夠表現」的愛（260）。文中關於其他新知識份子的論點──「文學菁英筆下浪漫的北京於是正是建基在他們與其他市民的距離上，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是靠這座城市普遍的貧困支撐的」（247）──頗為突出。然而，作者並未對此種現象有更進一步的批判。再者，本文有將新知識份子的書寫等同於「國家視角」，而與在地人（多半指下層人民）的「本土文化」相對立之虞。首先，新知識份子是否能等同於「國家視角」？又，北京「本土文化」是否就以「下層人民的文化」為代表呢？若此，則非外來的新知識份子與本地人的差異，更重要的似乎是是階級的差別了。

關於宋偉杰〈既“遠”且“近”的目光〉

˙邱雅芳

　　人文的北京，矯浮的上海，在北京與上海之間，林語堂的北京是一個田園都市。而德齡公主的北京，是一段童年的記憶，是對帝國末日的懷舊，是向西方世界耳語中國皇后的密史；北京形象在她的筆下顯得既神秘也滄桑，像慈禧太后。謝閣蘭的北京，則是整個中國，他採取了博物館學式的觀看，帶有異國與異色情調。三個身分殊異的作家，都曾居住過北京，後來也都以外文來書寫他們情感中的北京。可是，這三位看似平行發展的論述，在既「遠」且「近」的記憶下，他們的北京敘事是否能引起交集或焦點？這是我所期待的。或許。他們所書寫的，也許是遙想中的北京印象，從而記憶可能不是記憶，北京可能不是北京。所以我們該如何去信仰被經典化的文化？當它不復存在。

˙楊宗翰

　　宋偉杰這篇〈既“遠”且“近”的目光〉以林語堂（1895-1976）、德齡公主（1886-1944）與謝閣蘭（(1878-1919)三人的文本為例，試圖呈現所謂「雙重視域」下的北京城形象。此一雙重視域源自三人的身份及經歷：都曾為北京城的居住者，後來又身在海外，以英文或法文來書寫他們的北京故事。這些書寫裡既有局內人對北京的洞見，亦可見局外人對北京的異域想像。同時深受中國文化及西方文化濡染的三人，在文本中展現了「北京形象」與作家本人的多重文化身份之間的複雜關聯。論文題目中的「既“遠”且“近”」，指的正是三人觀看北京城的目光與主體位置。

　　在林語堂筆下，北京是超越時間的普遍主義田園都市，是一個「理想的城市」，一個「世界城市」。宋偉杰指出：林氏所構造的北京形象，「正可視為他本人文化普遍主義或普遍主義式『文化翻譯』的具體產物」。這個說法，我相信讀過《京華煙雲》的人都不會反對吧。面對這部姚、曾、牛三大家族四十年間的興衰故事，早期評論者多以文學技巧、趣味或它與《紅樓夢》間的必較切入，卻忽略了書中林語堂對作為文學文本之北京城的「跨文化翻譯」。誠如宋偉傑所述，《京華煙雲》「對英語讀者而言，是美倫美奐的日用類書，是來自異邦異城的文化百科全書，是對北京城美化、雅化的跨文化翻譯。」相較於讓林語堂深感厭惡的上海，他筆下的北京彷彿全景式烏托邦，新/舊、雅/俗、貧/富等二元對立全都大而化之於宏偉的北京城。至此，歷史性在林語堂的北京書寫中實已不復存在（雖然《京華煙雲》確實像在創造一則歷史故事）。有趣的是，在那個西強東弱的年代，林氏在西方國度發表的北京故事並未提供讀者什麼「原始」風俗或知識，反倒以一種自戀（或自衛？自慰？）的姿態展示了北京城的「偉大」。「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像北平一樣的近於思想，注意自然，文化，嬌媚，和生活的方法」，林語堂在此將北京城拉到頂端，似乎堪為世界各都市之模範（就像他把閒適、中庸的東方人生哲學視為普世應仿效學習之道一般）；但我們要說，這樣的北京終究只是文字迷霧間的海市蜃樓，是抽離了歷史感後，全憑自我想像出的一座漂浮之城。

　　與林氏文本相較，德齡公主一系列宮闈憶往之作反倒更為貼近「真實」的北京，卻又更為遠離「日常」的北京（她所寫的是最諱莫如深的「城中城」——紫禁城）。宋偉杰注意到德齡公主書寫中那童真未失的少女眼光，也在最末處論及應將她置於華裔美國文學及漂泊離散之女性敍事體驗的譜系中，可惜僅匆匆帶過，未見後續申論與開展。

　　若說林語堂筆下的北京成了普遍主義的田園都市，謝閣蘭（Victor Segalen）強調的則是北京獨一無二的差異性，一種空間中的異國情調。他將異國想像發揮到極致——虛構出「城中城」下尚有一座地圖上找不到的「城下城」！「這是與紫禁城一樣神秘莫測的；在高達二十英尺且磚石比尋常厚四倍的牆垣後面，一切未知的事物在繁衍劇增，同時，垂直的深淵正在侵蝕著他們的基礎：這真是一座地上充滿空穴的深邃的城市……」，這實在太精彩了，可惜我沒讀過謝閣蘭的書，完全只能依照宋偉杰抄錄的片段「想像」謝氏的書寫，對敍事者謝閣蘭與小說人物勒內萊斯間的關係是否為（同一自我相互觀照的）兩個鏡像也不敢妄加斷言。閱讀宋偉杰，想像謝閣蘭，原來我也有既“遠”且“近”的目光？

˙楊佳嫻

　　宋偉杰談的話題很有意思，如何想像北京、想像中國，文化翻譯過程中的迂迴、狂想和其他個人與環境因素的滲透，都讓文本及其所輻射出來的景象變得複雜。法國人謝閣蘭寫的類近冒險故事，當中還夾雜著香豔的宮廷愛情，這讓我想起葉兆言「花煞」──一名性無能的外國人在中國的性冒險！甚至把這些挫折轉化為書本，傳播於西方，使西方得以認識古老淫逸的東方大國。而更有趣可資對應的例子還恐怕是在電影中，對成龍到好萊塢拍片後不以為然的觀眾，想必都還記得「西域威龍」中，綜合了美國式的馳騁冒險、中國貴族家庭內的謀殺、東方復仇女性與西方救援英雄等等，好一個既「近」且「遠」的目光──在國際資本與東方功夫之間架構出來的好萊塢娛樂，向東方觀眾推銷一個曖昧的文化翻譯故事。另外一個可以延伸的點是，晚清這些外國人紛紛近來體驗與觀看中國的時候，中國人何嘗不是如此？已重新出版的晚清使節出使歐美的日記，足以使我們看見他們複雜的心情，和當時中國知識份子的掙扎與為難；另外，錢鋼先生的《大清留學幼童記》（香港：中華書局，2003），以報導文學之筆，追溯許多原始場景與材料，看第一代小留學生如何在國外改變了自我，回到中國後又逐漸經歷困頓滄桑的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