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時代的台灣，醫療是屬於江湖內的行業。庶民階級多是仰賴祖傳的中藥店漢方或草藥仙，以及跑江湖的流動漢醫來醫治疾病，西醫只有極少數以傳道為主、醫療為輔的外國傳教士而已。直到日據初期，台灣人對待疾病的處理方式仍然是以傳統療法為主。伴隨著政權轉移與行政獨裁手段，日本強勢導入的衛生與醫學觀念，才逐漸取代台灣傳統醫療的地位。在後藤新平推動現代醫學政策下，殖民政府開始壓抑本土醫療的發展。不僅僅是本土醫療，殖民者為了祛除台灣人對於傳統文化的認同，在思想、知識的啟蒙上，也刻意強調殖民者╱現代進步性來對比台灣人╱傳統落後性。因而，他們在醫學上的策略是貶抑中醫的落後性，而極力宣揚西方醫學的進步性。歷史學者范燕秋在論文中曾經提出了後藤新平的醫學政策的知識╱權力運作：「他以西醫與中醫、文明與落後、日本與清國等二元對立的論述，將新醫學的優越與殖民者文明作結合，新醫學知識╱權力關係亦就此展開。此中，醫學成為一種操控機制，作為緩和殖民權力壓制，即再生產殖民者文明價值的作用。」（〈新醫學在台灣的實踐(1898-1906)──從後藤新平《國家衛生原理》談起〉，《新史學》，第九卷第三期，1998年9月，頁66。）殖民醫學的運作方式，即在於透過現代醫學的科學客觀性，來行其殖民╱優越性的文明教化功能。

日據時期台灣的衛生行政、醫療行政都是屬於台灣總督府的警務系統所監管，這正是醫學和殖民主義的結合。一九○一年，台灣總督府公佈「台灣醫生免許規則」(府令第四十七號，明治34年7月)，命令台灣漢醫必須在期限之內向管區警察官署登記，如果沒有登記者就形同密醫，將受到警察取締。此條例即在於有效控制台灣傳統漢醫的數量。這些登記後的台籍漢醫，被稱為「醫生」，與西醫的「醫師」有所區分，並且必須接受公醫的指導監督。在府令的通告文上，更強調：「應讓領有執照之醫生與醫師、公醫保持密切聯絡，自然養成對之信賴之習慣，醫師應常誘導、指示醫生，保持等同師徒關係，當然不得有業務上互相誹謗之行為，且在衛生行政設施相關方面，應誘導其擔任輔佐性工作。」現在的中文書寫或口語的使用上，「醫師」和「醫生」的意義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日據時期的醫事法規上，這兩個名詞卻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身分。「醫師」是受教於現代醫學的西醫，「醫生」則是台灣傳統的漢醫。從字面上來看，「醫師」和「醫生」的師徒意義非常明顯。在文化位階上，醫師自然高於醫生，亦即暗合「師」「生」的從屬關係。「台灣醫生免許規則」的施行，最終目的就在於逐漸縮減漢醫的數量。這項政策造成台灣漢醫學的日漸凋零。一方面，漢醫學傳承的斷裂與邊緣化，正好達到殖民者扼殺本土文化的企圖；一方面，台灣知識分子對於傳統醫學產生歧視，也可算是殖民政策的成功

        歷來論者都把發表於一九三○年〈蛇先生〉這篇小說視為賴和批判迷信偏方的作品，習慣把焦點放在主角蛇先生及蛇藥偏方上面作討論。但是如果將〈蛇先生〉放在台灣殖民醫學史的脈絡來剖析，卻可以呈現出更多的思考面向。蛇先生是一位以抓水雞為職業的人，在他的工作中必須和蛇打交道，因此他自有一套補蛇、療蛇傷的生存本領。他之所以被尊稱為「先生」，除了特別的謀生伎倆之外，主要是因他的蛇傷藥而出名：「在他隔壁庄，曾有一個蛇傷的農民，受過西醫的醫治，不見有藥到病除那樣應驗，便由鄰人好意的指示，找蛇先生去，經他的手，傷處也就漸漸地紅褪腫消了。」（〈蛇先生〉，林瑞明主編，《賴和全集》(卷一)，台北：前衛，2000年，頁91）蛇先生的一番善舉，那知卻觸犯了「神聖」的法律：

    那個醫治蛇傷的西醫，受法律所命令，就報告到法律的專賣所去。憑著這報告，他們就發 現蛇先生的犯罪來，因為他不是法律認定的醫生。（頁93）

因為蛇先生「不是法律認定的醫生」，他自然沒有行醫的許可證。這也說明了，殖民者的法律具有區隔科學與不科學的權力。因此蛇先生為鄰人醫治蛇傷的行為遂被指控是密醫，而他的蛇傷藥則成了秘藥。本文於此要提出一個另類的假設，蛇先生縱使有行醫的技術和動機，他在當時可能也沒有登記為合法醫生的管道。原因在於，總督府自一九○一年公布「台灣醫生免許規則」之後，得到許可證的漢醫合計一九○三人，其後總督府便堅持不再開放許可，因此漢醫的數量以每年數十人不等的速度銳減。至日據末期，全台灣有照漢醫僅餘數十人而已。這種刻意消滅漢醫的作法，在一九二○年代末期曾掀起台灣漢醫界的「台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然而這個運動的發起，卻是來自殖民母國日本的漢醫界。日本的傳統醫學也是以漢醫學為主，但是「在明治維新初期，由於日本政府刻意培植西洋醫學、打擊東洋醫學，而引起日本國內修習傳統醫學者的危機意識，紛紛開辦學校、創刊雜誌、設立病院、組織研究團體以圖生存，並與西洋醫學界對抗。」（陳君愷，《日治時期台灣醫生社會地位之研究》，國立師範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91年6月，頁76。）一九二七年，在日本漢醫界的有心人士推動下，發起組織「東洋醫道會」。隔年「東洋醫道會」台灣支部成立，並發行《漢文皇漢醫界》以為言論機關。

一九三○年「東洋醫道會」台灣支部籌畫請願運動，在二月號的《漢文皇漢醫界》提出了〈擬提出漢方醫術繼續試驗法制定請願書案〉：「熟思今者觀全島漢醫藥業者之狀況。漢藥營業者逐年增加。亦足證明民眾篤信漢醫漢藥。然有如脣齒府輔車最關係之漢醫。反每年遞減。興念及此。轉不堪憂慮。……曩者明治三十四年七月。以府令四十七號。施行試驗台灣醫生免許規則。免許醫生開業。爾來經過三十年。時至今日。未見繼續施行試驗。從前得有醫生免許狀者。當在全盛時代。明治三十五年之秋。有千九百三人。年年遞減。至昭和三年末。殘存者纔有四百二十二人。然而藥種營業者。明治三十三年。七百六十七軒。至昭和三年末。多至三千百八十七軒。有如上陳醫生與藥種商。其關係即不可分離。則藥種商得蒙免許。同時亦懇望醫生繼續的免許開業。……且其價廉。為下級貧民。最所信賴利用。……請先對有相當經驗漢方醫術。造詣深宏者。試驗之。及第者給予文憑。又鑑於未來望設漢醫講習所。或醫學專門學校設置漢醫講座。使皇國萬世之下。新舊兩醫道併立。」從這份請願書中可以看出，殖民政府所刻意打壓的漢醫學，是台灣低下階層所仰賴的醫療方式。所以請求再行開放登記，並且能夠設置漢醫學的教育機關。

這份請願書可以想見是無效的，因為在持續三年的請願後，台灣支部於一九三三年還是被當局所迫，而中止了會務並停刊雜誌。當時支持漢醫學復興運動的人士其實都清楚西醫和漢醫背後的權力運作：「如漢醫以王道勝。西醫以霸道勝。王道之醫學。根據事實。非空談也。霸道之醫學。以機械為前驅。未必盡合吾人之體質也。」（張贊臣，〈論漢西醫學之異同〉，《漢文皇漢醫界》，第十五號，1930年1月20日，頁5。）張贊臣站在肯定漢醫的立場，甚至認為西醫的各種技術其實是竊取漢醫的餘緒。因此應該泯除兩者的界線，使之相輔相成而得相補之力。然而，台灣漢醫界的「台灣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終於還是挫敗了。而且這個運動可算是日本帝國境內「皇漢醫道復活運動」的一個支流，就其性質來說依然還是受到殖民者的支配。值得注意的反而是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所提出的「漢醫醫院之設立計畫」。

台灣民報在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的新聞中，報導了杜聰明博士提議設立漢醫醫院的計劃，因此引來民報記者啟源為文反對（啟源，〈杜博士の『漢醫醫院設立計劃』をみて〉，《台灣民報》，二二○號至二二三號(共4回)，1928年8月5日、12日、19日、26日）。啟源站在完全否定漢醫藥價值的立場反對設立漢醫醫院，他甚至批判古代醫學是荒唐無稽的學說，而大力肯定西洋醫學。因此，杜聰明接著在台灣民報回應了一篇長文〈有關漢醫學研究方法的考察〉（〈漢醫學の研究方法に關する考察〉，《台灣民報》，二二四號至二五四號(共31回)，1928年～1929年3月31日）。在這篇連載三十一回的文章中，杜聰明認為漢醫學的價值已受到西方歐美國家所肯定，我們更應珍貴自己的傳統知識。他特別強調運用現代醫學的觀點來發展漢醫學，尤其是藥理學和臨床病理學的結合，可以分析出中藥的成分與藥效。黃純青也曾提出類似的觀點：「西洋醫術。有長所亦有短所。東洋醫術。以短所亦有長所。……然而愚見。東洋醫術之精。遜於西洋醫術。此不可掩之事實也。蓋東醫。遜於西醫者。究其原因。為失研究也。緣無設備專門研究之機關故無以勉勵之也。……假使仿西醫醫術研究之方法。設備專門之機關。以供東醫之研究。則東醫之精。決不讓於西醫。鄙人所深信也。」（〈東西文化與藝術〉，《漢文皇漢醫界》，第十九號，1930年5月20日，頁41-42。）在殖民者抑中揚西的醫學政策下，漢醫學被貶低為迷信落伍的草藥偏方，而使人忽略了它是先民的文化傳承與生活智慧。這種本土文化的傳承亦是殖民者所不樂見的，因此採取了非常強悍獨斷的法律，來阻隔傳統醫學的延續與發展。杜聰明和賴和既是醫學校同學又是朋友，雖然無法斷言賴和在一九三○年創作的〈蛇先生〉，和當時台灣漢醫界的波瀾有必然之關係，但是杜聰明在台灣民報所發表的〈有關漢醫學研究方法的考察〉，想必對賴和應該造成某種程度的影響。賴和的思維方式，顯然與杜聰明的論點相互呼應，不然就是不謀而合。

解構殖民醫學與法律的虛偽假相，運用科學研究方法來還原秘方的真相，或許就是賴和在〈蛇先生〉中所要表達的想法。人心的迷信與愚昧，並不能檢驗出中藥的實效。蛇先生越宣稱自己沒有秘方，越使人相信他秘方的靈驗性，紛紛求助於他：

蛇先生愈是時行，他愈覺不安，因為他的醫生事業是偷做的，前回已經嘗過法律的滋味，所以時常提心吊膽，可是事實上竟被默認了，不曉得是他的秘方靈驗有以致之，也是還有別的因由，那是無從推測。但有一事共須注意，法律的營業者們，所以忠實於職務者，也因為法律於他們有實益，蛇先生的偷做醫生，在他們的實益上是絲毫無損，無定著還有餘潤可沾，本可付之不問，設使有被他秘方所誤，死的也是別人的生命。（頁95）

法律的力量看似堅強穩固不容撼動，卻又千瘡百孔到處漏洞。如同賴和所形容的，法律專賣所是執法人專利的營業處。蛇先生的醫生事業被默認，是因為「在他們的實益上是絲毫無損，無定著還有餘潤可沾」。先前已經收過賄賂的他們，或許正在伺機而動。而蛇先生的秘方縱使誤命，亦是別人的生命，於他們沒有切身關係。賴和在此諷刺了法律所要保障的，竟然是執法者的權益，而不是人民的生命與安危。最後，連西醫也光臨到蛇先生的家中了。歷來研究對〈蛇先生〉中「西醫」這個角色，鮮少有人論及他的存在象徵。從〈蛇先生〉整篇作作品看來，西醫是裡面對秘方最積極的人物。在賴和的小說裡，慣常使用諷刺的技巧以強化人物的形象。「西醫」所籠罩的現代性光環，卻被賴和形塑成汲汲營營於追求秘方之人。而被傳誦擁有秘方的蛇先生，反而是小說裡最具有理性思考的角色。蛇先生頗能看透世人的思考慣性，向西醫解釋著何謂「秘方」：

世間人總以不知道的事為奇異，不曉得的物為珍貴，習見的便不稀罕，易得的就是下賤。講來有些失禮，對人不大計較，便有講你是薄利多賣主義的人，對人輕快些，便講你設拜壇在等待病人。（頁99）

在賴和的另一篇小說〈未來的希望〉中，他也寫出了大舍的妻妾為求生子而迷信秘方，遂成為走方醫的試驗品而犧牲。在物以稀為貴的道理下，人們執著於秘方的神秘性。蛇先生以著嘲弄與戲謔的心態，來看待這一群迷信偏方的人：

所以對這班人，著須弄一點江湖手法，蛇先生得意似的說，明明是極平常的事，偏要使它稀奇一點，不教他們明白，明明是極普通的物，偏要使它高貴一些，不給他們認識，到這時候他們便只有驚嘆讚美，以外沒有可說了。（頁99）

從這一段話就可以猜測到，蛇先生的草藥其實是極普遍的成份。他的蛇傷藥能夠靈驗的原因，是因為每天要與蛇為伍的蛇先生，想必有他的生活智慧與求生本領。台灣早期的瘴癘氣候，很適合蛇類生存，因此關於療蛇傷的藥方是很多的。「台灣本島，早期的醫藥學中，有許多外用及毒蛇咬傷方面藥草被發掘。明清時代開始，漢人大量自中國大陸移入，帶來了所謂的漢方醫藥即俗稱的中國醫藥。此漢方醫藥系統一直沿用至今，除保存延繫了中國傳統醫學外，也發揮了不少救人延命之功能。」（陳順勝，〈日據前的西方醫療及其對台灣醫學之影響〉，《科技博物》，第六卷第四期，2002年7月，頁65。）除了草藥本身的療效之外，蛇先生以著理性的思考來破解所謂偏方的真相：

地方的毒蛇有幾種你也明白，被這種毒蛇咬著，能有幾點鐘生命，也是你所曉得，毒強的蛇多是陰，咬傷的所在是無多大疼痛，毒是全灌入腹內去，有的過不多久，併齒痕也認不出來，這樣的毒是真厲害，待到發作起來，已是無有多久的生命，但因為咬著時，無甚痛苦，大多看做無要緊，待毒發作起來，始要找醫生，已是來不及，有了這個緣故，到我手裡多是被那毒不大厲害的蛇所咬傷，這是所謂陽的蛇，毒只限在咬傷的所在，這是隨咬隨發作，也不過是皮肉紅腫腐爛疼痛，要醫治這何須有什麼秘方？蛇先生很懇切地說。

作家呂赫若被毒蛇咬傷身亡的經過，正好可以用來印證這段話。蛇先生的蛇傷草藥，是他的謀生技巧下的經驗配方，他能以理性的思考來分析自己草藥的醫療功效，並且藉用漢醫學的知識來辨別蛇傷的輕重。因此，他大方地將所謂的偏方送給西醫去做科學化驗。反之，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西醫，竟然是整篇故事中最執著於偏方之人。西醫先是利用「醫生執業規則」去密告蛇先生，然後大逆轉地向蛇先生求取偏方。賴和企圖利用西醫的角色塑造，去批判台灣人的迷信，或是反諷殖民者現代化教育的失敗呢？透過蛇先生的對話內容，賴和確實指出了台灣人迷信偏方的盲目心態，但他更藉由西醫的行徑暴露另一個社會現象。受過現代醫學訓練的西醫，他之所以迷信偏方，並非在乎偏方的醫療成效，而是覬覦秘方一旦申請專賣權後的龐大利益。所以〈蛇先生〉的書寫策略是雙軌並行的，一方面賴和呈現了台灣人盲從偏方的愚昧思考，一方面他也凸顯了西醫的逐利心態。台灣在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本主義和功利思想亦逐漸侵蝕人心。殖民政府強勢發展西方醫學的結果，造成西醫社會地位的提昇，也使醫師成為名利雙收的職業。蛇先生從來就否定自己擁有偏方，他嘲諷世人迷信偏方的虛妄心理，甚至鼓勵西醫將他的處方拿去化學檢驗。而受到法律保護的西醫，他所要積極求取的，卻是偏方的專賣價值。當偏方成為合法的專利品之後，它就有了法律的保障，也能為西醫帶來豐厚的收入。當偏方化驗的結果出來後，蛇先生已不在人世，但是他生前應該早就預知這種答案了吧。

本文節錄自〈殖民地醫學與疾病敘事─賴和作品的再閱讀〉，《台灣文獻》第五十五卷第四期，2004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