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張愛玲在她的散文中早已表明，她是受《金瓶梅》、《紅樓夢》的影響最多，「這兩部書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是《紅樓夢》」[1]，而平素又愛好社會通俗小說，張愛玲喜歡《歇浦潮》之類的社會通俗小說，是她在文章中正式表示過的，曾在〈打人〉中批評李涵秋的小說情節設計太天真[2]接受殷允芃訪問時也說愛看社會言情通俗小說[3]。被父親幽禁的時候想著怎樣逃出去，除了《三劍客》之類的西洋冒險小說，還有《九尾龜》裡的情節。[4]

對於當時人即已惡詬不止的鴛鴦蝴蝶派（如魯迅、鄭振鐸），張愛玲也沒有什麼排斥感，而且屢次顯露對於這一類小說的熟稔。如談到林風眠畫娼妓畫得好，「是從普通男子的觀點去看妓女的，如同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感傷之中不缺少斯文扭捏的小趣味，可是並無惡意」。[5]〈存稿〉中稱自己寫的《摩登紅樓夢》乃是「長篇的純粹鴛蝴派的章回小說」，或說讀小學的時候寫過的三角戀愛小說，男女主角的戀愛加上表姊的介入[6]，就故事來說也和民國舊派的言情小說一樣。她中學時代喜歡張恨水，在〈必也正名乎〉談到張的名作《秦淮世家》、《夜深沉》，曾在〈童言無忌〉中說，張恨水的女性理想是藍布衫下露出紅綢旗袍，老實天真中帶點誘惑性──這裡彷彿可以見到小說角色王嬌蕊的前身。

《金瓶梅》如何影響《紅樓夢》，論述中是不少的了，《紅樓夢》對於後起小說的影響，不僅僅在那些名目清楚的狗尾續書上，也散在如《花月痕》這樣的才子妓女小說裡，根據葉凱蒂教授的說法，十九世紀末在上海出現了「紅樓夢熱」，妓女常以紅樓人物取名，賈寶玉也成為洋場才子的自我形象投影，甚至出現小說《海上塵天影》完全以大觀園為模型者。[7]這一股紅樓夢熱是否延續到了民國時期？在學術研究上是的，因為引進了新的研究概念與框架，是學術現代化的標竿之一，在寫作上呢？王鈍根〈紅樓劫〉[8]嘲諷了青年男女對於紅樓式愛情（當然是庸俗化以後的紅樓）的執著，劇情安排十分滑稽，等於反面顯示了當時還有些人對此抱著幻想，也許還有更多的證據藏在鴛蝴派小說中。

《紅樓夢》曾自覺地對清初大量出現的才子佳人小說進行反省，正因為曹雪芹也意識到自己的創作在基調上與才子佳人脫不了關係（大家庭內表堂兄妹的愛情悲喜劇，最不能缺少的是吟詩作賦），因此更要避開那些俗套與弊病。

余小杰《中國現代社會言情小說研究》[9]以徐枕亞《玉梨魂》為起點，這和魏紹昌、范伯群等先行研究者的觀點是一樣的，而《玉梨魂》的脈絡則可以明確上溯到清初才子佳人小說[10]，這也應該是相關研究者的共識，但余小杰將此一脈絡順著李涵秋、張恨水、劉雲若、秦瘦鷗，延伸到張愛玲，肯定張愛玲受舊派小說影響，但並未深入論述，甚至把〈五四遺事〉、〈相見歡〉等篇章直接認定走回舊小說路子，[11]失之粗糙。這些小說家中，張恨水地位逐漸被抬高，但無法否認的是他仍是個道地的通俗小說家，無論寫作動機、態度、技巧、深度，都與大眾趣味相合，故事場景是現代的，但是故事本身並不太具備現代感。張恨水盡到了作為一個好的通俗小說家的責任，也很少粗製濫造，可是他並不捕捉到現代世界新舊糾錯的深層狀態，張愛玲恰恰在這一點和他不同。例如同樣寫發生在封閉列車上的故事，張恨水《平滬通車》著重的是調情、詐騙的過程，而不及於其他（雖然可能觸及了一點階級問題），張愛玲〈封鎖〉卻呈現了一個都市裡的孤立時空，人際關係在短暫的時光中重組了，感覺變得尖銳了，人人加倍地察覺自己與差覺他人，彷彿有新的可能[12]，在一個偶然中，吳翠遠有了意外的羅曼史，然而結束封鎖後就各自回歸原位，上海打了一個盹。

     張愛玲對自己的寫作有充分的意識：「我的作品，舊派的人看了覺得還輕鬆，可以嫌它不夠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覺得還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夠嚴肅。但我只能做到這樣，而且自信也並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寫得真實些。」[13]因此，她並非舊派小說的道地傳人，自覺是都市生長起來的，舊派人看了輕鬆，因為吸收的養分是類似的，也同樣寫社會言情，不夠舒服是因為張愛玲不寫絕對的善與惡，也不做幻想，許多套語她用起來總有諷刺的意味；新派人看了有些意思，因為對於舊社會的殘遺做了呈現，這呈現中不能說沒有批判的成分，且著重心理描寫，呈現時空斷片，然而她不做徹底的決裂與抗議，未免失卻了革命的天真的力道。

　　在張愛玲回應傅雷對她的批評也可以看到：「姘居的女人呢，她們的原來地位比男人還要低些，但多是些有著潑辣的生命力的。她們對男人具有一種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這種姘居生活中國比外國多，但還沒有人認真拿它寫過，鴛鴦蝴蝶派文人看看他們不夠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們既不像愛，又不像嫖，不夠健康，又不夠病態，缺乏主題的明朗性。」[14]這段自我說明中也顯示了，張愛玲並不愛寫傳統的「佳人」，蹦蹦戲花旦那樣的女人才具有生命力，可以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活下去[15]；紅玫瑰嬌蕊是這樣的女人，而〈花凋〉裡的鄭川嫦是林黛玉般的肺病美人，卻死得極為含糊無聊，這不能不說是對於自身所承襲的文類的反諷。清初才子佳人小說中能詩善感的男子們，到了四十年代的上海或香港故事，才子成為現代優良青年，比如背負著人生責任的好人佟振保，或者銀行工作、顧全家庭的婁囂伯，或頻頻探望前女友的醫生章雲藩；不然就是成為洋場浪子例如范柳原、喬琪喬。〈第一爐香〉的故事，葛薇龍、梁太太和喬琪喬的作為與互動，幾乎是可以看出妓院小說的影子了，換了時代，換了裝束，但是手段和精刮是類似的；可是關於薇龍如何墜入物質的海洋、情感的自我犧牲，不可理喻的蠻暴的熱情，在那荒涼無邊的香港鬧市裡，卻是過去強調刻劃詩詞遊戲或煙花規矩的妓院小說很少出現的。

　　目前可見的張愛玲研究，多是從女性意識、都市與物質文化、現代主義等角度切入，很少細緻論述她與舊小說之間的關聯，特別是才子佳人、紅樓乃至於鴛鴦蝴蝶社會言情這一路子。張愛玲與《紅樓夢》的關係，已有不少人談，但從《紅》到張，中間還有一大段路，《紅樓夢》再往上聯繫到才子佳人小說，這一個文學書寫的脈絡是可以建立起來的。這其實是一個早被覺察的課題[16]，但是作為現代上海象徵的張愛玲，在論述中仍與現代都市的結合更為緊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