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張愛玲在她的散文中早已表明，她是受《金瓶梅》、《紅樓夢》的影響最多，「這兩部書在我是一切的泉源，尤其是《紅樓夢》」，而平素又愛好社會通俗小說，張愛玲喜歡《歇浦潮》之類的社會通俗小說，是她在文章中正式表示過的，曾在〈打人〉中批評李涵秋的小說情節設計太天真接受殷允芃訪問時也說愛看社會言情通俗小說。被父親幽禁的時候想著怎樣逃出去，除了《三劍客》之類的西洋冒險小說，還有《九尾龜》裡的情節。
對於當時人即已惡詬不止的鴛鴦蝴蝶派（如魯迅、鄭振鐸），張愛玲也沒有什麼排斥感，而且屢次顯露對於這一類小說的熟稔。如談到林風眠畫娼妓畫得好，「是從普通男子的觀點去看妓女的，如同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感傷之中不缺少斯文扭捏的小趣味，可是並無惡意」。〈存稿〉中稱自己寫的《摩登紅樓夢》乃是「長篇的純粹鴛蝴派的章回小說」，或說讀小學的時候寫過的三角戀愛小說，男女主角的戀愛加上表姊的介入，就故事來說也和民國舊派的言情小說一樣。她中學時代喜歡張恨水，在〈必也正名乎〉談到張的名作《秦淮世家》、《夜深沉》，曾在〈童言無忌〉中說，張恨水的女性理想是藍布衫下露出紅綢旗袍，老實天真中帶點誘惑性──這裡彷彿可以見到小說角色王嬌蕊的前身。
《金瓶梅》如何影響《紅樓夢》，論述中是不少的了，《紅樓夢》對於後起小說的影響，不僅僅在那些名目清楚的狗尾續書上，也散在如《花月痕》這樣的才子妓女小說裡，根據葉凱蒂教授的說法，十九世紀末在上海出現了「紅樓夢熱」，妓女常以紅樓人物取名，賈寶玉也成為洋場才子的自我形象投影，甚至出現小說《海上塵天影》完全以大觀園為模型者。這一股紅樓夢熱是否延續到了民國時期？在學術研究上是的，因為引進了新的研究概念與框架，是學術現代化的標竿之一，在寫作上呢？王鈍根〈紅樓劫〉嘲諷了青年男女對於紅樓式愛情（當然是庸俗化以後的紅樓）的執著，劇情安排十分滑稽，等於反面顯示了當時還有些人對此抱著幻想，也許還有更多的證據藏在鴛蝴派小說中。
《紅樓夢》曾自覺地對清初大量出現的才子佳人小說進行反省，正因為曹雪芹也意識到自己的創作在基調上與才子佳人脫不了關係（大家庭內表堂兄妹的愛情悲喜劇，最不能缺少的是吟詩作賦），因此更要避開那些俗套與弊病。
余小杰《中國現代社會言情小說研究》以徐枕亞《玉梨魂》為起點，這和魏紹昌、范伯群等先行研究者的觀點是一樣的，而《玉梨魂》的脈絡則可以明確上溯到清初才子佳人小說，這也應該是相關研究者的共識，但余小杰將此一脈絡順著李涵秋、張恨水、劉雲若、秦瘦鷗，延伸到張愛玲，肯定張愛玲受舊派小說影響，但並未深入論述，甚至把〈五四遺事〉、〈相見歡〉等篇章直接認定走回舊小說路子，失之粗糙。這些小說家中，張恨水地位逐漸被抬高，但無法否認的是他仍是個道地的通俗小說家，無論寫作動機、態度、技巧、深度，都與大眾趣味相合，故事場景是現代的，但是故事本身並不太具備現代感。張恨水盡到了作為一個好的通俗小說家的責任，也很少粗製濫造，可是他並不捕捉到現代世界新舊糾錯的深層狀態，張愛玲恰恰在這一點和他不同。例如同樣寫發生在封閉列車上的故事，張恨水《平滬通車》著重的是調情、詐騙的過程，而不及於其他（雖然可能觸及了一點階級問題），張愛玲〈封鎖〉卻呈現了一個都市裡的孤立時空，人際關係在短暫的時光中重組了，感覺變得尖銳了，人人加倍地察覺自己與差覺他人，彷彿有新的可能，在一個偶然中，吳翠遠有了意外的羅曼史，然而結束封鎖後就各自回歸原位，上海打了一個盹。
張愛玲對自己的寫作有充分的意識：「我的作品，舊派的人看了覺得還輕鬆，可以嫌它不夠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覺得還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夠嚴肅。但我只能做到這樣，而且自信也並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寫得真實些。」因此，她並非舊派小說的道地傳人，自覺是都市生長起來的，舊派人看了輕鬆，因為吸收的養分是類似的，也同樣寫社會言情，不夠舒服是因為張愛玲不寫絕對的善與惡，也不做幻想，許多套語她用起來總有諷刺的意味；新派人看了有些意思，因為對於舊社會的殘遺做了呈現，這呈現中不能說沒有批判的成分，且著重心理描寫，呈現時空斷片，然而她不做徹底的決裂與抗議，未免失卻了革命的天真的力道。
在張愛玲回應傅雷對她的批評也可以看到：「姘居的女人呢，她們的原來地位比男人還要低些，但多是些有著潑辣的生命力的。她們對男人具有一種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這種姘居生活中國比外國多，但還沒有人認真拿它寫過，鴛鴦蝴蝶派文人看看他們不夠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們既不像愛，又不像嫖，不夠健康，又不夠病態，缺乏主題的明朗性。」這段自我說明中也顯示了，張愛玲並不愛寫傳統的「佳人」，蹦蹦戲花旦那樣的女人才具有生命力，可以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活下去；紅玫瑰嬌蕊是這樣的女人，而〈花凋〉裡的鄭川嫦是林黛玉般的肺病美人，卻死得極為含糊無聊，這不能不說是對於自身所承襲的文類的反諷。清初才子佳人小說中能詩善感的男子們，到了四十年代的上海或香港故事，才子成為現代優良青年，比如背負著人生責任的好人佟振保，或者銀行工作、顧全家庭的婁囂伯，或頻頻探望前女友的醫生章雲藩；不然就是成為洋場浪子例如范柳原、喬琪喬。〈第一爐香〉的故事，葛薇龍、梁太太和喬琪喬的作為與互動，幾乎是可以看出妓院小說的影子了，換了時代，換了裝束，但是手段和精刮是類似的；可是關於薇龍如何墜入物質的海洋、情感的自我犧牲，不可理喻的蠻暴的熱情，在那荒涼無邊的香港鬧市裡，卻是過去強調刻劃詩詞遊戲或煙花規矩的妓院小說很少出現的。
目前可見的張愛玲研究，多是從女性意識、都市與物質文化、現代主義等角度切入，很少細緻論述她與舊小說之間的關聯，特別是才子佳人、紅樓乃至於鴛鴦蝴蝶社會言情這一路子。張愛玲與《紅樓夢》的關係，已有不少人談，但從《紅》到張，中間還有一大段路，《紅樓夢》再往上聯繫到才子佳人小說，這一個文學書寫的脈絡是可以建立起來的。這其實是一個早被覺察的課題，但是作為現代上海象徵的張愛玲，在論述中仍與現代都市的結合更為緊密。
張愛玲認為，中國文化古老而有連續性，唯有小說的薪傳斷過兩次，一次是在《紅樓夢》被寫出來以後，因為那是一個高峰，高峰後形成斷崖；第二次是五四運動新文藝，小說另起爐灶。她視《海上花》為把中國小說傳統發展到極端的作品。既然傳統已被發展到極端，「文學遺產記憶過於清楚」（傅雷語）的張愛玲，如何再創新猷？談《海上花》的結局時她曾說，「此書結得現代化，嘎然而止」，則如何把舊的資產和現代人心理與生活境況之上，作「現代化」的處理，應是張愛玲戮力之處。以才子佳人為基底逐步擴大發展出來的這一文學脈絡，《紅樓夢》曾將之修正拓深，為此一領域帶來新的養分與典範──不是與過去決裂，而是轉化，並突顯個人情性或特殊時空的痕跡。同樣的情況出現在張愛玲的崛起，她也把言情小說傳統帶入那富於現代感與諷刺性，且力與僵化的傳統和新滋生的權威（比如左翼）相抗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