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份子的碎裂鏡像
—小談30-40年代臺灣通俗雜誌與日本官方文藝政策間的勾肩搭背
解昆樺
每一次的再命名都是一次詞義的喪失，臺灣文學屬性的指稱，幾乎在20世紀呈見種種對位的定名。臺灣文學各種複數命名間的對位關係，與其說如光譜般在左右兩極遊移，不如說像玫瑰的各個花瓣，它們有著不同且複雜的方位，彼此併攏交疊，在掩蓋與不被掩蓋間鋪張構成美麗的花面。
是的，每個關於臺灣文學的名諱定稱，都帶有玫瑰花瓣般虛榮矯飾的意義。這重重又種種的定名，反映了臺灣文學史的殖民空間性格—一個不上鎖的島嶼，任漂流者、殖民者人來人往，一再變遷的門牌，不變的大陸之東、日本之南、美國之西的島嶼位置—所以如今我們回顧臺灣文學的定名，是外地的、是異地的、是邊緣的。無論這些他者的種種賜名如何搬弄嚴謹的謊言技藝，都包裹著一個空洞的花心。我們自也不會忘卻玫瑰花瓣下那帶刺的枝莖，那是我們要在恣展的花妍媚容下要看到的真實。
30-40年代日治臺灣文學的通俗性與國策性問題正是如此，一朵玫瑰花不只一個花瓣，一個文學系統同時也兼存著多種區塊，而這些區塊具有層次的對位，對位不僅僅是對抗的，更有共謀的關係。如果秉持傳統「民間／官方」二別，或者稍加細緻的「通俗文藝／純文藝／官方文藝」之見，我們自不會看到30-40年代日治臺灣文壇中官方文藝更複雜的共謀意圖。
嫻熟於日治文化文學史料的有識論者，當然會知道早年臺灣文學研究中所謂的「日治知識份子」，只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我們不妨順就對日治知識份子析群別眾的論述脈絡，勘查30-40年代日治臺灣文學的通俗性與國策性問題。
文協在20年代末（1926-1927）文化協會分裂成左右翼，就馬克斯階級理論來看，這是一段極易理解無須任何詮釋的歷史故事。這個史料衝撞了我們對日治知識份子的想像，只是這片殷鑑歷史的鏡面裂而不碎，在不規則的鏡面區塊中，我們看見日治知識份子所呈現各種分割的形象。他們在政治屬性上的「左翼/右翼」，語言運用上的「漢文/日文」，文學觀上的「新文學/舊文學」間被拉据，在不同社會、文化、文學命題上進行複選，操弄各種屬性的牌組。
30年代初出現的《三六九小報》、《風月報》、《南音》便是其一的牌組，黃美娥之提問倒可在此為我們提綱挈領一番。黃氏指出，在新舊文學論戰，被攻擊的舊文人並非坐以待斃，他們也在吸收世界文學，並且透過古文進行轉介。在片龜裂的歷史鏡面一隅，舊文人（彷彿）有了新知識份子的靈魂，接踵其說者已有柯喬文等人。
但是我們如今進入文學場域的研究方法中進行探究，卻也可以發現《三六九小報》、《風月報》、《南音》所表現的娛樂通俗屬性。聲色犬馬，眾之所好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也，資產階級的風月趣味，當然也是民間俗文化趣味，只是這個趣味還包含了現代化的接受問題。在此我首先要問的是，舊文人到底是擁抱現代化，還是要傳播現代性？
其次，我要再參入一個變項進行探問。我曾指出：
總督府在臺灣進行種種殖民地組織建制，其所推行的「法律」--這個對於當時臺灣人相當陌生的社會控管律則，在台灣推行起來。這個法律含蘊了日本脫亞入歐政策以降的現代性組織經驗，但在台灣，因為殖民目的，這套法律又兼具有殖民性。……這套「現代法律」幾乎無所不管，按目依條具體不苟，強迫建立臺灣人民的公共衛生、現代時間等觀念。在「日本性」這個巨大符號下，所隱藏的世界性、現代性、殖民性是如此根盤蔓亂，使得日治時期的臺灣人生命經驗，成為後殖民研究的絕佳範本之一。
因此回到歷史現場，所謂的現代化與現代性，是與殖民性相伴，歸屬於日本性這個符號之下。呂赫若、王昶雄、周金波的小說已經告訴我們當時他們對日本性、現代性與殖民性的混亂焦慮。是的，這裡我要問的是，這些通俗刊物的舊文人是不是有這樣的困惑？他們看出了他們所傳播的現代性經驗與舊文化經驗（儒學）的衝突了嗎？這對於他們的古典漢文語言工具是否產生影響？
諸般問題已將《三六九小報》、《風月報》、《南音》高高舉起，但我仍不願將之輕輕放下。讓我們直接從日治時期文人給《南音》戴上的「帽子」出發，當時天南（黃春成）、楊行東曾批評《南音》為「少爺階級的娛樂機關」、「腐心於風月花鳥的布爾喬亞文學」。少爺階級也罷，布爾喬亞也罷，我們可以發現這些帽子是很有左翼風味的。然而矛盾的是，《南音》顯然也是以迎向大眾為其文藝使命的。作為《南音》的主編，葉榮鐘直寫臺灣風物的「大眾」論述當然與連溫卿的「大眾」論述是不同的，讓我們發現不只知識份子屬性開始分化，連帶也使得普羅大眾也開始出現了分化。
葉氏之見，是無比「現實」的，因為他的第三文學論見放棄了政治反抗的命題。也容我如此坦言，日治時期臺灣知識份子對現代國家機器的反抗，是忠於自身對真理的天性，但在彼端時空中，他們實無能轉圜些什麼，他們對彼時彼刻政治時局的撼動力著實有限。葉氏繞過日本殖民政權的文學論見，無論如何，現在我們只能用體諒的心情看待。這種軟性文藝的「銷售成績」可說不惡，《風月報》發行量估計約在五、六千以上。中日文並刊的月刊《台灣藝術》的發行量，從創刊最初的1500份，到鼎盛時期的40000多份，比起發行1000份左右的《台灣新文學》、1500-3000份之間的《台灣文學》、2000-3500份之間的《文藝台灣》等純文學雜誌，實不可以道里計。
因此隨著30年代末日本東亞戰爭的引動，通俗文藝雜誌成為日本文化文藝政策的工具，藉以傳播漢文同文政策，勾勒日華同種的國族想像圖景。讓我們問一個歷史玩笑話：如果日本殖民政府不運用這些在政治反抗上自我去勢，且又發行量蓬勃的傳媒，難道他要用楊逵的《臺灣新文學》嗎？在歷史評價上，通俗文藝雜誌在日統時期末期，就是站在應和日本殖民國策這樣的位置而存在。因此1937年儘管報紙漢文欄（含新文學雜誌）遭到廢止，《風月》以碩果僅存的姿態存在。同看此時與之對位的「純」文藝雜誌，如張文環主導的《臺灣文學》等，如何被文學奉公會的吸納情形。我們或許可以說，越沒有殖民政治反抗力的媒體，越有殖民政治使命的實踐力。
日統後期，日本殖民政府如此敢放手讓《風月》一枝獨秀，一方面主要也是因為日本殖民統治在教育、傳播等各領域的部署已收成效。特別在語言文化政策上，柳書琴在〈從官製到民製：自我同文主義與興亞文學(Taiwan,1937-1945)〉曾指出：
1895-1904年間的論議與修法，日本對台的語言控制，終於確立了以「日語同化主義」為主流、「漢文同文主義」為補充的模式，不過隨著語言民族主義思想的上揚、日語普及運動的施行，漢文同文主義瀕臨半廢棄狀態。1937年4月，在廢除公學校漢文教學的同一個月，報紙漢文欄(含新文學雜誌)也遭到廢止。公學校與主流媒體全面禁用漢文，可說是獨尊日語/消滅漢文政策長期貫徹的必然結果。
因此在呼應日本政府在東亞（中國、滿州等）興起的戰爭，《南方》出現了所謂的「文學興亞」的主張。這個如此跨國度的「大眾」，相較前述連溫卿、葉榮鐘的「大眾」論見，這已不是左翼或是普羅、布爾喬亞的屬性層次，而是充滿著將東亞併入統治共同體的政治意欲了。因此如今我們檢視《南方》的編輯方針，其第三點如此寫到：「介紹南方事情，鼓舞南方進出，促成台灣和南方各地域聯繫的緊密化。」時，我們何嘗不警然聽聞到了呂赫若〈清秋〉中那個「到南方」所投來的回聲，並瞭解當時通俗文學雜誌與日本殖民政府間勾肩搭背的合唱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