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曾比對在70年代新興詩社彼此之刊物與社群資料，指出其中的兩個特性，分別為：（1）在分佈上以臺北、臺中、嘉義、高雄為核心的「區域性」，以及（2）成員多具備大專以上教育背景的「學院性」，這便是70年代新興詩社有別於60年代詩社最大的特性所在[1]。細加追究70年代新興詩社這兩個特性的源由，其實頗能反映戰後國民黨政府在40年代末以來，在臺灣所啟動一系列政經文化政策的「成績」。

        日治時期日本殖民政府在政治統治與經濟掠奪的需求下，逐步加強臺灣的輕工業建設與鐵路交通系統。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後在美援資助下，所籌組的「經濟安定委員會」便以此為基礎開始進行一連串的經建計畫[2]。到了60年代中期後，除了首都臺北之外，臺灣各區域已開始出現都會型都市，各區域的逐步現代化可說提供了各區域新文藝發展所需要的經濟基礎。至於在教育方面，國民黨政府治台初期的高等教育推動策略，除將日本殖民政府所設立的大專學院予以接收更名外，並轉而推動以中國為本位的教育體制，培育各領域的高級知識份子。

值得注意的是日治時期，由於日本殖民政府台日人差別待遇的教育政策影響下，日人無論在教職員還是學員都佔有極高比例，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後，許多教職員的缺額都企待補足。為了培育各級學校師資以加速落實國民黨政府的教育文化政策，因此在國民黨政府治台初期的高等教育中，師範專科院校的籌設運作可說是重要的項目之一。比對筆者整理之「表一：日治時期臺灣專科以上學校在光復後的改制統計表」與「表二：臺灣各師範體系專科院校的創立改制整理表」可見40年代中期以降高等教育（特別是師範體系的專科院校），在臺灣北中南東部各區域分佈發展的概況。

60年代後臺灣各區域經濟建設與大專學院籌設的發展，不斷吸引就業與就學人口的彙集。特別是在全國大專聯招的考試制度運作下，臺灣各區域之大專院校往往能吸納各地學生，而其所培育出高級知識份子往往也對其所就學之縣市，很自然地產生區域認同。

表一：日治時期臺灣專科以上學校在光復後的改制統計表（初編）

表二：臺灣各師範體系專科院校的創立改制整理表（初編）

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臺灣的公立高等教育屬於精英教育[3]，1971年大專院校僅96所，其中私立佔了65所，公立則佔31所，在聯招制度的篩選下只有極少數精英能夠就讀公立之高等教育專科院校。因此這些因就學而匯聚於臺灣各區域之高知識份子，其知識開發乃至文化活動對臺灣各區域現代化與文化的影響力實不容小覷，這也是當前討論臺灣各區域性時常被忽略的一點。1969年於臺中師專創社的後浪詩社，正要放在上述戰後臺灣60-70年代各區域發展的脈絡中，才能更深入地看出其特殊意義所在。

在70年代各新興詩社中，臺中後浪與嘉義八掌溪[4]可說是唯二歷經社名與機關刊物名更動的詩社。《後浪詩刊》改版為《詩人季刊》後，其版權頁乃至於社內同仁對自身詩社的指稱，或謂後浪或謂詩人季刊頗不統一[5]，此外衡量同一詩社群體中兩刊物間的傳承關係，故下文筆者將統稱為「後浪-詩季」，並將其發展期分為兩期，即後浪時期與詩季時期。為求論述清楚，筆者據目前所實際掌握的詩刊[6]，將「後浪-詩季」之刊物、編者、專輯活動、成員之資料整理成下表。

表3：「後浪-詩季」資料彙編整理表（初編）

12. 第16期（1983年11月）推出「懷念洪醒夫特刊」、「小說詩」。

13. 第17期（1984年3月）推出「歌謠詩小輯」。

10年代日本殖民政府在台進行鐵路擴建，1913年便已將鐵路修築至臺中州廳，1917年臺中火車站亦宣告完工。在1908年全台縱貫鐵路通車後，臺中在中部區域的政經核心地位愈益顯著，1920年日本殖民政府便將臺中街改制為臺中市，隸屬臺中州管轄。臺灣光復後，國民黨政府更將臺中市改為省轄市，除加速臺中的政經建設外，設於臺中的臺灣省立農學院與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專科學校更帶動了人才（特別是中部區域）的匯集。投入「後浪-詩季」運作的成員[8]絕大多數都具有臺中師專的教育背景[9]，而其社址與編輯部除在13期後遷至台北外，亦皆設置於臺中，詩社主要活動的地點與集會處亦長期以臺中為核心[10]，凸顯了臺中師專匯聚養成知識份子過程中，對中部區域文化連帶產生的影響力。

後浪詩社由蘇紹連、洪醒夫與蕭文煌於1968年創社，蘇紹連曾回憶到：

當時的臺中師專沒有詩社，只有一個純粹的文藝社，我們幾個愛好文學的朋友私底下就有一個想法，不如來辦一個詩社，就以「後浪詩社」的名稱向校方申請，校方也不認為「後浪」兩個字有什麼敏感，當時的成員以臺中師專的前後期同學為主體，先後有當時筆名為司徒門的洪醒夫、蕭文煌等人。[11]

不過後浪詩社一直要到1972年9月28日（教師節），才正式發行機關刊物《後浪詩刊》。1969年到1972年間，後浪詩社明顯屬於「校內型」的校園詩社，據掌杉〈流水十年間—詩人季刊創立十年回顧〉指出：「這個時期的活動同人之間，意氣英發、活潑而激烈，但活動的範圍仍大部分止於同學自身的摸索與探討，與詩壇曾作接觸而有發表有作品的，大概只有司徒門、蘇紹連等人……」[12]另據莫渝回憶[13]，此時後浪詩社雖沒有自身機關刊物，但在當時臺中師專校刊編輯詩頁做為他們主要的園地。其後1972年後浪詩刊才以單張雙面8開銅板紙的詩頁形式創刊，1973年9月第7期後則改成3折硬紙正反共6頁的詩頁，1974年7月《後浪詩刊》出版至第12期後，於同年11月刊物更名為《詩人季刊》，所以更名為「詩人季刊」，據陳義芝表示，乃是當時他們已不再滿足於「後浪」的姿態，他們自認已擁有了與詩壇前行代詩人們平起平坐的力量了。[14]《詩人季刊》不再屈就於單張詩頁的樣態，改以詩刊本形式持續發行了18期。

「後浪-詩季」初期在臺中師專的營運並不順遂，一方面是社團正處草創之際規模未全，另一方面則受制於臺中師專的校園風氣。掌杉在〈流水十年間—詩人季刊創立十年回顧〉便提及：「師專是培育國小師資的地方，同樣地，守舊的校風、古樸典雅的學術風氣當然也不可免，當年後浪詩社初創，極力鼓吹現代詩，其慘淡經營的情況我們亦可以想見……」[15]追究其故，乃與50-60年代國民黨政府教育文化政策有著莫大的關係，筆者曾指出：

遷台之後國民黨政府亟欲建立臺灣在中國法統上代表性，除不斷在各種政治、社會、文化體制中，持續消泯日本殖民政權的政治文化「遺跡」，更強力置入以中國為主體的運作機制。中國古典傳統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在國民黨政府以建立中國學術法統代表性的研究教育體制中取得優勢地位……在這失去新文學傳統的50年代，只能看到在國家政治體制下的學院全面接收文化論述，以中國古典文學傳統建構支撐國族大論述的礎石。……現代詩論戰後，儘管中國古典傳統在詩壇的中心地位不再，但卻仍在各級學院中「安身立命」……[16]

特別是以培育師資為主的師範院校更是國民黨政府著力之處，戰後師範學校課程屢經修訂，其內容兼含軍事訓練課程、生產勞動等，乃至於所謂的「師範教育運動週」，都呈現濃厚的國族政治教育的色彩。在此精神下，古典文學幾乎等同於當時所謂文學教育所有的內容[17]，這影響了當時包括知識份子在內的文學觀，遂使以白話寫作的現代詩其異端形象越益尖銳。因此當時「後浪-詩季」同仁在臺中師專校內推動詩運之艱難確可想見，事實上這也是泰半由1950年世代詩人所主導的70年代新興詩社，所普遍面臨的困境。 

蘇紹連在1970年臺中師專畢業後當兵期間，曾因蕭蕭之故列名參與龍族詩社，後與龍族詩觀有所差距而退出，這可能是他決意重整後浪詩社出版詩刊的原因。蘇紹連開始重新整合臺中師範前後屆同仁，力促《後浪詩刊》出版，這使「後浪-詩季」得以突破早期侷限於臺中師專校內的格局，成為70年代臺中具代表性的詩社，並進而跨區（主要為臺灣西部台北、高雄等縣市）展現其傳播力。

蘇紹連不只帶動「後浪-詩季」的復甦，且長期負責《後浪詩刊》與《詩人季刊》繁重的編務，可以說是支撐「後浪-詩季」的主幹。在「後浪-詩季」的發展中除了蘇紹連外，蕭蕭在詩季時期對於「後浪-詩季」的營運具有重要的影響力。蕭蕭在「後浪-詩季」的後浪時期參加的是龍族詩社，但在《後浪》創刊之初便與早期「後浪-詩季」同仁多所接觸[18]，並已開始為《後浪詩刊》供稿，蕭蕭退出龍族詩社後，在蘇紹連力邀下正式加入「後浪-詩季」。「後浪-詩季」的運作在70年代末已略見疲態並時有拖期的現象[19]，一度改採輪編制企圖以分工方式維持機關刊物的出版。蕭蕭加入「後浪-詩季」後除曾負責主編工作外，並透過與大昇出版社間的合作管道，為「後浪-詩季」同仁籌編「詩人小集」叢書詩集六本，更邀集吳晟等人入社。

    然而「後浪-詩季」到80年代初社團運作困境卻依舊加劇，在1980年8月

21日李仙生寄給莫渝的信函，曾逐點分析《詩人季刊》的困境：

詩人季刊面臨的危機，您們知道嗎？1.大家都很「涼」，沒有以前的那股「熱」。2.同仁動向相互「不知道」缺乏了解。3.同仁費每期都無法繳「齊」。4.有的同仁莫名其妙地自詩社「消失」為什麼？退社嗎？誰說的！5.同仁創作力大減，以致造成「有意見不當面溝通」造成「誤會重重」。

因而編輯「吃力不討好」經理「有經不好念」再加上社長「有則沒有盡」同仁「老死不相往來」您們說：詩人季刊會不會像龍族？我說不會。只要大家都說，「就不會」。[20]

這些困境可總結為二：

第一、同仁星散：多數「後浪-詩季」因就讀臺中師專而聚集於臺中，卻也因畢業後返鄉、服兵役、轉自其他縣市就業進修等等原因，彼此失去（減少）聯絡。而在失去同儕砥礪下，許多「後浪-詩季」同仁因而創作量銳減。

第二、經費問題：《後浪詩刊》擴編為《詩人季刊》後勢必連帶須負擔更多經費，再加上此時「後浪-詩季」同仁正當成家立業，多數經濟基礎並不穩定[21]，使得《詩人季刊》長期面臨斷炊的危機。

《詩人季刊》終不免一度中斷，據陳義芝表示，《詩人季刊》後因司空徒車禍去世，使得「後浪—詩季」同仁決定延續已經暫停的《詩人季刊》。由於陳義芝此時已在聯副任職，因此陳義芝便擔負起編輯的重責大任，但上述兩個困境卻仍舊無法改善，「後浪-詩季」最後依然難逃社團瓦解的厄運，這也幾乎是70年代新興詩社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