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九七六年次的我來說，實在遺憾「吾生也晚」，無緣參與或見證剛剛各位前輩所描述的「『笠』史」。還記得在九0年代中期，剛開始練習寫詩的我，曾在光華商場的舊書攤翻閱過幾期笠詩刊，赫然發現裡頭有一位作者居然跟我同名同姓！對於那批詩作的內容與優劣我已經不復記憶，但這個奇妙的遭遇卻開啟了我往後對笠的持續接觸與閱讀。不知是否該感謝那位「楊宗翰」先生的「刺激」，之後我也嘗試將一些作品投稿給笠詩刊，從讀者變成了作者群的一員。比較有趣的是，當時我曾異想天開，刻意把一些自認比較前衛的作品投稿給《笠》詩刊，然後把一些採傳統表現手法的詩投給《創世紀》，結果兩邊都順利刊出。這也許可以證明：九0年代中期以後，所謂門戶之見或者預設立場未必牢不可破，至少我確信《笠》詩刊還是願意刊登前衛性與實驗性比較強烈的詩作。這點對年輕一輩的詩人應該是個不小的鼓勵。聽完各位剛剛的討論後有不少感觸，我也提出下列五點淺見權充回應：
第一，我因為個人研究興趣不時會閱讀新、舊《笠》詩刊，雖不敢說都一一細讀過歷期刊物內容，但我以為「笠」不管是作為一個集團或是作為一份刊物，在「翻譯」這點上確實有過極大的貢獻，值得在台灣現代詩史乃至台灣文學史上記上一筆。之前各期刊物上登過的舊文獻（翻譯），包括外國詩人的作品、詩的理論、術語及觀念介紹，我建議《笠》詩刊或笠同仁不妨再逐一重新翻譯與修訂，以臻完善。未來若能夠集結出版，也算盛事一件。我自己是有過如下嘗試：四年前我在《笠》二二０期上發表了〈意象派諸信條新譯〉，此文正是對趙天儀教授在三十五年前翻譯的那篇〈意象派六大信條〉的修訂。我在「譯者前言」中還寫了這麼一段話：「古有所謂『詩辯』者；生此紛紛詩壇，擾擾詩潮之世，以此『譯辯』明志，誰云不宜？余豈好譯哉？余不得已也！」可見我不是只把這個翻譯工作當成一種訓練，而是要透過〈新譯〉來刺激詩人與讀者重新思考台灣詩的發展。最近幾年《笠》詩刊很少刊登現代詩理論與觀念介紹的翻譯文章，倒是外國詩譯作登了不少，不知何故？有機會的話，我建議不妨調整一下比重。持續翻譯工程，是我個人對《笠》詩刊的第一點期待。
第二點，根據我的觀察，所謂「六年級作家」的確比較沒有集團性或者刊物屬性的意識。對於一個年輕的創作者來說，自我定位或被評論者定位為笠還是創世紀（一員或風格）其實意義不大。他在乎的可能只是有沒有發表作品的順暢管道。這其實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早期前輩們所堅持的理念或（戲謔點說）領地，年輕一輩可能完全不感興趣。這種對詩人立場、集團屬性、刊物特色的漠視其實也是一種「特色」。不妨換個角度想，正因為目光所及並無多少明顯的界線，年輕詩人們反而可以在各個開放空間中大展拳腳而無所顧忌。我們都知道笠詩社近年來也在陸續引進一些新血，這些年輕的詩人們進入笠這樣的團體後，我很好奇：到底二十一世紀的笠，在集團特色方面會更加強調原有屬性，還是會有一個逐漸質變的過程？作為一個研究者，我也一直在觀察，《笠》詩刊到底有沒有因為近年來不時刊出新一代「六年級」甚至「七年級」詩人的作品，被迫或主動產生了質變？
第三，《笠》在剛創刊的那幾年間與現代主義、本土精神之間的關係為何？現在學界大概有兩種解釋，第一個說法是認為《笠》在創立時面對著「都是外省詩人的詩觀為主體的詩刊，失去了本土的根切實的思考，大舉趨向極端虛無的詩路」，《笠》則旨在「挽救此種頹廢現象」、「恢復台灣本身原有的新文學精神」（見陳千武〈論《笠》的創刊〉）。而《笠》這種「重建台灣本土性的思考」，是「表面上支持並延續了現代主義運動，實質上則意圖顛覆表徵官方意識形態的現代派」（見向陽〈長廊與地圖〉）；第二個說法則主張早期《笠》所持的文學史觀「不但不否定從『現代派』的建立到六十年代中的現代詩傳統，而且明白地自我期許為此傳統的發揚光大者」，且《笠》和現代主義傳統的淵源是「深刻而多重的」、「八十年代以來笠詩社詩人和詩評者所刻意強調的鄉土或本土精神，在六十年代並不突出」（見奚密〈早期《笠》詩刊探析〉）。既然兩種說法都有其支持者，何不開一場小型學術研討會來討論、研究這個問題？當然，若是只憑笠幾位同仁以「歷史見證者」的身分自己談恐怕說服力不足，所以這樣的會議更要廣邀持各種不同意見與立場的專家學者參與。順道一提，我個人對將現實主義等同於「本土」傳統、將現代主義等同於「外來」影響的二分法一向頗不以為然，試問：現實主義真的那麼「本土」？別忘了它也是一個道地舶來品！
第四，現在很多人好貼標籤，譬如以為新即物主義和《笠》的關係是比較密切的，而超現實主義則幾可與《創世紀》劃上等號。我很不贊成這種說法。這類懶惰研究者慣用的「標籤式批評」不幸竟在學術刊物與大學課堂間逐漸蔓延、流傳，實在有必要就這方面作深入的研究及澄清。我的看法是，新即物主義也好、超現實主義也罷，都只是對個別詩人有過深淺不一的影響，而不應膨脹成集團式的影響，除非這個說法背後有確切證據與縝密推論的強力支持。就我目前的觀察，以想當然爾的方式來貼標籤者實在不少，這是寫作台灣詩史、詩論、詩批評的大忌。
最後一點是關於詩刊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問題。台灣曾經有極少數的詩刊（像是當年的《春風》）在立場上明顯偏左，而《笠》呢？四十年來《笠》的編輯策略、書寫立場及發言位置究竟應該安置於何處？個人對此相當感興趣，因為這是個值得研究者不斷開發與反覆檢視的議題。以上是我五點簡單的意見，謝謝。
……再作一點補充。剛剛提到集團的問題，讓我想到自己二００一年底在《自由時報》副刊發表過一篇〈新浪襲岸〉，其中提到：「閱讀既不須『團結聯盟』，創作又何勞『寫作協會』？集團性的消失，是台灣文學七字頭人物應該要有的覺悟。失去集團的羽翼，不代表就等於失去溫暖。當然，偶爾失去一下溫暖也是好的：這會讓創作者更認真思考，自己的未來。」我想創作是非常自由的，而集團的羽翼則多少提供或保障了發表的空間或場域。至於同仁詩社的「傳承」問題，我想提醒各位不要忘了，像笠的丁威仁、李長青、紀小樣或創世紀的李進文、須文蔚，他們距離年輕的「七年級作者群」最少都大上十多歲。以這樣的生理年齡差距，可以不客氣的說：各大詩社裡的青年詩人只是現實或網路世界裡的後中年男女。面對這些以網路為主要活動重心的「七年級作者群」，傳統同仁詩社是不是該建立互動性很強的網站來吸引他們的注意？但這樣的網站該怎樣去製作與設計？由誰來執行與經營？我想這將會是笠與其他同仁詩社都要面對的頭痛問題。
另外一點則關係到「定位」，我想今天座談會的目的在於「檢討過去、展望未來」，那到底笠的展望為何？不難發現，台灣的詩刊物有以下三種類型：第一種是「半學報」，譬如轉型後的《台灣詩學》，每期將近三百頁中論文與詩創作比例各半，所刊論文也經過外審以保持水準；第二種是純粹「詩刊」，像《笠》或《創世紀》，以刊登詩創作為主，論文所佔篇幅薄弱且水準難免參差不齊；第三種則是純粹的「學報」，統一只刊登通過外審的詩學論文，不收任何詩創作，像是2005年4月面世的《當代詩學》。二十一世紀的《笠》要如何在上述三者中定位自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