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棻最後跟舞鶴的對談中，提到魯迅仍是他心目中的中國現代文學第一人，而「至今小說人物孔乙己還在被誤解著」一句，沒有多加說明，太使人懸心了。或者答案仍然必須從郭松棻嵌入了〈孔乙己〉文句與形象的〈雪盲〉中去仔細求索。

    由於歷史的錯過，魯迅在台灣始終不是什麼太熱門的議題，亦非此地文學創作者普遍的教養；相關出版品在中國則層出不窮，相關的史料、回憶、論述，那都是很好的，比如河北教育出版社策劃的「回望魯迅」叢書；公然抬出魯迅曰「向魯迅學寫作」、「魯迅教你欣賞版畫」（光禹教你愛？）之類的書也所在多有，太名實符合了顯得板滯，不符合的話就好像只是抬偶像出來媽祖出巡。相較於曾影響台灣文學深遠的張愛玲，中國這幾年來的張愛玲熱，「遲到的」張愛玲彷彿帶進了新的敘述都會、認識時代的話語，然而解禁之後，魯迅並未成為「遲到的」魯迅，仍是一片遙遠的風景、陌生的靈光，只在郭松棻、陳映真等或更早的日治時代文學中閃現。

　　曾經在日本留學的魯迅，同時也是日本的中國學學者注目的對象。這五年以來，陸續翻譯出來的伊藤虎丸《魯迅與日本人――亞洲的近代與「個」的思想》（河北教育，2000）、木山英雄《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北京大學，2004）、竹內好《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聯，2005）等書（以上就著作的完成順序來說，應該是倒過來的），讓中文讀者得以接觸，日本學者是如何理解魯迅的文學與精神史、理解中國與日本為例的亞洲之近代。

　　完成於八十年代前半的伊藤虎丸著作，也是他在竹內好、木山英雄等人的基礎上，持續進行地通過對魯迅的解讀來觀照跨入近代的中國與日本，而由於伊藤更為晚生的緣故，甚至把觀照的視野放寬到戰後日本，同時檢討了近代以來常見的把「個人 / 民族」、「個性 / 團結」、「文學 / 科學」對立起來的論述和感受模式，認為這早在魯迅身上就已經得到幾近模範、富有啟示性的解答。

　　《魯迅與日本人》一書，與其說是對於已經被解讀過千萬次的魯迅文學作品提出新見解，倒不如說作者之用力與長處並不在此，而是在於解讀魯迅的精神史，以及重新釐清魯迅在日本留學過程中獲取的西歐近代之內涵，究竟為何。特別是在魯迅受到尼采的啟迪，如何建立「超人」――一種與停滯循環、法古循模的古老中國、汲汲於學習與模仿德謨克拉西、賽因斯之表象的當代相對抗的――個人之精神的發揚、意志力之上征、力圖衝破黑暗的內面精神，伊藤有極為精采的析論。

　　伊藤指出，「魯迅的民族主義特徵是，從中國人內面看到了真正的危機。同樣的情況，也可以在主張中國人的”倫理改造”為當務之急，並把”獨立精神”的培養列為第一要務的梁啟超那裡看到。但是，梁主張的是倫理，實現的方法是教育（啟蒙），而魯迅主張的則是精神和個性，實現的方法是文學。」造成此差別的正在於魯迅接受了尼采的影響。

　　誠如竹內好說過的，在接受西方近代的同時，「轉化」是以「抵抗」為媒介的，「轉向」則沒有媒介，這裡說的「抵抗」即是「堅守自我」之意，而這也正是魯迅顯現出一方面說「不讀中國書為好」，一方面又如此艱辛地從事整理舊文學史料工作，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的表現的內涵了，在轉化西方近代思潮的同時，也須以國民主體性的確立為前提，即「個人的自立」，〈文化偏至論〉說的「尊個性而張精神是也」。表面上看來，魯迅似乎是個徹底的歐化主義者，實際上，是通過對傳統的徹底否定而力圖恢復民族之個性。

　　明白了魯迅通過日文、德文接受的歐洲近代的內面精神，來觀察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從事的翻譯和寫作，包括翻譯兩部科幻小說、翻譯《裴多菲詩論》和《域外小說集》，寫《中國地質學略論》、《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等等，可以說，表明思想的重要著作已經寫出大半，同時還展現了強烈的科學興趣。二者之並存共發，伊藤認為正如同樣帶領日本近代化的福澤諭吉說過的：「東方所無者，唯有形方面的數理學和無形方面的獨立心這兩點。」魯迅並未把科學僅僅當作知識或技術的突破來接受而已，而是當作新思想、新的人的精神方式來接受的，不僅把科學精神把握為「誠實」、「謙虛」的實證之德，並且把科學的假說驗實之精神和「神思」結合來談，並不以文學和科學為感性 / 理性之對立。

　　在魯迅看來，若是沒有此一個人個性之獨立、科學精神之把握、國民性的改造，則即使處在聲光化電的科技世界中，無疑只是為外部所驅策，從舊權威轉向新權威，並非一個真正的「人」。未曾有個體的自覺，則奴隸與奴隸主是相同的，受害者和壓迫者也並沒有太大的差別；改造國民性才是革命之首要，「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是不行的」（魯致許廣平的信件），魯迅並不單單把矛頭指向壓迫者（地主之類），反倒指向了民眾（他小說裡那些「看客」們！），因為，揭示製造「吃人的社會」的整體構造，尤其是把焦點放在能夠從根本推翻舊社會被壓迫者之存在的個體主體性上，伊藤認為，「（魯迅）是把民眾能否從政治的客體變成政治的主體作為問題的」。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來看，伊藤遂反省到日本戰後，國民被視為戰爭的受害者，是「被欺騙的」，只把戰罪歸到軍閥和財閥身上，對侵略之罪的反省，並未從政治和法律深入到國民自身之精神問題上。他認為魯迅給予日本戰後的啟示，也包括了這個國民精神的反攻自省上。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中共官方對文革的詮釋上，把罪行歸在「五個半」（四人幫、半個毛澤東），而未允許深層省思――巴金後來寫的《隨想錄》，算是正面地看待了這個問題――這也正是魯迅指出的，奴隸與奴隸主往往是共謀，甚至是一體兩面。

˙延伸閱讀

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大學，2005）

北岡正子：《「摩羅詩力說」材源考筆記》（還要查一下翻譯本的資料）

福澤諭吉著、黃玉燕譯：《勸學》（聯合文學，2003）

林正珍：《近代日本的國族敘事》（桂冠，2000）

松本三之介著、李冬君譯：《國權與民權的結構――日本明治精神結構》（東方，2005）

圖片為伊藤虎丸書，以及福澤諭吉編的《西洋事情》。圖片來源http://www.isis.ne.jp/mnn/senya/senya0716.html

http://www.kufs.ac.jp/toshokan/50/seiyoj.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