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父權如何壓抑，但女性在中國歷史中卻仍舊以因緣際會的緩慢姿態，完成了女性文學場域的建制。在充滿男性、儒家色彩的狹窄女子教育體系中，中國婦女因讀書識字有助於修德明禮與持理家務，而獲致最低限度的識字權，進而也擁有了書寫權。這遂使所謂的女性文學場域擁有了最基本的女性作者與讀者，甚至也一度發展出地區性的專屬文字—女書，到明清終形成了一個以女性為主的文類—彈詞小說。
女性文學場域的建制過程，總反顯了婦女對傳統女教中才德議題的辯證，特別是在極具傳播性的明清彈詞小說上。明清彈詞小說其源頭為江南吳地之彈詞，儘管案頭化後其於各地（含家族的宅院、閨閣）之傳唱並未斷絕，明萬歷年間臧懋循（1550-1620）便曾提及：「有彈詞多鼓者，以小鼓、拍板，說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婦人以被弦索。」而在《陶庵夢憶》、《西湖遊覽志餘》等記錄亦可發現其在西湖之春、秦淮之夏、虎丘中秋等地之演劇鬧季中，彈詞講唱皆佔有一席之地的事實。
到了清中葉後彈詞講唱風氣仍盛，除有彈詞講唱者遊歷江南講唱彈詞外，更形成所謂的「書場」、「書寓」、「詞場」，突顯了此時彈詞講唱專職化的現象。徐珂（1869-1929）《清稗類鈔》便指出：「上海書寓，創自朱素蘭。久之，而此風大著，同治初最盛。」書場除聚集職業說彈詞者，也唱京劇、崑曲、小曲、梆子等，甚至有專人在此教授講唱彈詞。
此外，清中葉以後江南的彈詞刊刻亦極為興盛。胡士瑩《彈詞寶卷書目》之彈詞書目部分，整編了鄭振鐸（1898—1958）《西諦所藏彈詞目錄》（1927）、凌景埏《彈詞目錄》（1935）、李家瑞（1895-1975）《說彈詞》第十二節《現存的彈詞》（1936），以及自己的收藏，便發現有清一代到民國至少有325種彈詞刊刻本。
順時重疊清中葉彈詞傳唱與書寫相關史料，可以發現清中葉江南彈詞的藝人講唱與案頭出版的俱存事實，但當前彈詞研究向來將案頭彈詞與書場彈詞別為二流各論其要，至於案頭與書場間彼此交互影響的關係，反倒成為一陌生論題。秦燕春〈晚清以來彈詞研究的誤區與盲點—「書場」缺失及與「案頭」的百年分流〉雖點出彈詞研究的分流盲點，及重談應檢視史料及田野調查的研究「基本態度」外，此一研究困局卻依舊懸而未決。
本文既選擇挑戰彈詞研究的分流盲點，卻也不願將研究應注重文獻史料的宣言照抄一遍。那麼，我們該如何面對案頭彈詞與書場彈詞的分流僵局，建構具實際研究效力的方法論與問題意識？
筆者認為，應援引文學社會學與文學傳播學的場域概念，重視場域中「歷史情境場景」、「文藝訊息的創造者」、「文藝訊息的傳遞者與傳播管道」、「文藝訊息的接收者」這四個位置間的各種循環影響，如此才能澄明案頭彈詞與書場彈詞彼此存在的互動關係。透過對彈詞場域內各種質素的定位，便能整合被分流的彈詞研究領域，明確點出後文會詳細關注的幾個課題，即：彈詞消費市場的建構、不同婦女對彈詞不同的娛樂需求、腳本與案本的出版與改編、講唱者與閱聽者在影響關係上的流動與對調、女扮男裝情節的商業性與藝術性、女性彈詞作家對自我文本公眾化後的防衛心態、彈詞詩教化所隱存的衝突。
必須指出的是，以上採用文學社會學與文學傳播學的觀看視角所呈顯的課題，其背後所隱存的問題意識並不僅只在「女性/男性」，更由於重視文藝訊息的經營與傳播，而涉及了彈詞「私密/公眾」與「正雅/平俗」這兩組命題。為了揭顯此問題意識中這三組命題的關聯性，可從女性參與詩、彈詞文類的現象談起。
在中國女性古典文學書寫史中，即便是在明清，婦女顯然以古典詩做為創作主力。此無異於男性文人以詩文類作為主要言說方式的現象，雖看似無甚可論，然究其女性詩人詩作中往往苟非慈母即為貞女的自我形象，實點出女詩人在男性詩言志傳統壓迫下，自我發言形貌被規限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不自覺服膺於詩文類男性正雅美學進行書寫時，一方面既是在仿擬男性文學典律，另一方面卻必然要面對言志傳統背後的詩教規範。
詩教本就是儒家教育系統重要的一部份，儒門詩教並非舞文弄墨的純藝術教育，相反的，詩教與現實的政治、道德教育間存在相輔相成的關係。因此女性在詩文類書寫中，受限於言志與詩教傳統，幾乎難以呈現所謂的女性意識。這並不是說女性不會借詩傳其小兒女情懷，但在儒家視角下這不僅難登大雅之堂，相反地，更應透過「溫柔敦厚」的詩教力量，將此綺情迷欲歸整為端莊淑雅的姿態，這正呈現女性在詩這個「正統」文類書寫中被擠壓的情形。
在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中國古代社會中，詩的正統性其實也可視之為一種公眾性的表現，展現了放之四海皆準的普世理想性。古代男性知識份子既將詩奉為中心，那麼自然也有所謂的邊緣文類，其中正以所謂「裨官野史」、「街頭巷議」的小說，乃至於民間講唱文學為代表。至於本文要討論的彈詞，更被視為等而下之的文類，邱心如（1805—1872）姪子陳同勛為其《筆生花》為序時，就坦言：「余厭小說尤厭彈詞，世之傳者不下數十百種，非涉綺靡，即近荒誕，求能以奇忠奇孝，傳神於楮墨間者，蓋尠。」這段話反映了彈詞小說在當時男性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但彈詞小說的文類次級化與男性文人的不屑為伍，卻恰好讓女性作家獲得一個男性、禮教缺席的書寫場域，得以在此「安身立命」經營專屬女性的文學場域。
暫時鬆了一口氣的彈詞女作家們，的確展現了女性想像世界驚人的幅度。她們不只以少女形象寫盡庭園閨閣中的曲折細膩之情，甚至跨越家中層層藩籬圍牆，不再甘於慈母貞女的形象，穿戴起才子冠帶與英雄勁裝，在試場與戰場建功立業。
閨閣才女由詩入彈詞，在這雅俗轉換間，她們解放閫閣稱霸邦國，一時間雖大快女人心，但其彈詞文本內的世界性，不只犯了儒家顛覆乾坤的大忌，更嚴重挑戰了傳統男子「內聖外王」式的自我與外在世界的互動秩序。彈詞若只流動於私密的閨閣女性之間，或許她們對男性世界秩序的挑戰就毋須接受疵議，但從彈詞史的發展看來顯然並非如此。
彈詞市場如果真僅限於閨閣，根本就不能理解為何以出版方式進行傳播，而不以傳鈔了事。因此重新檢視上引之胡士瑩《彈詞寶卷書目》中大量的彈詞出版書目，就會得到一個重要文學傳播學與文學社會學的認識，那就是市場與傳播的中介活動，使彈詞場域並不只據守在閨閣一隅，而實存在著極強大的市場版圖。事實上，彈詞的平俗與富故事性，使得它始終扣結在清中葉江南商業都城市民休閒消費生活的環節中。書坊刊刻彈詞正是要透過出版彈詞，以牟求商業利益的傳播活動，這樣的傳播活動將女性私領域的想像活動徹底裸裎在公領域之中，一方面雖滿足了市井大眾娛樂需求，另一方面也必然使之必須面對「有志之士」的婦德檢驗。
女性彈詞家們面對當時的彈詞出版，於焉產生了公眾化意識。她們知道自己的文本將會傳之於公眾，接受公眾的賞玩與評議。因此她們在書寫上便有所調整，雖不至於戒慎恐懼，但越趨嚴謹的姿態卻是有的。女性彈詞這樣的調整，不只間接反應了書坊所存在強大的傳播能力，更點出彈詞場域中市場娛樂與男性禮教這兩個公眾性問題對女彈詞家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