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以美麗的繡紋所表的動人題材,偏偏都要裝飾在容易破損和撕裂的地方?這簡直就和中國文人的命一樣。──章詒和《最後的貴族》
宇文所安在〈拯救詩歌:有清一代的「詩意」〉一文裡,對近代中國傳統詩歌跳脫現實語境,墮入「詩意體驗」的影子魔幻空間當中,企圖重新拯救詩歌的舉措,做了極為少見犀利的批判,其中雖不免苛刻,卻也深刻。
文中借魏僖〈重建平山堂記〉一文,說明文人刻意架構的魔幻空間(借境),使其「欣然有山川文物之慕」,目的正在「以文章風雅之道,漸易其錢刀駔儈之氣」(宇文所安 2004:68),大抵就是鍾嶸〈詩品序〉裡所說的:
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271〉
然而以「詩意」為騖,弗萊在談到美文時,便「以美為目標,至多產生有吸引力的東西:由可愛這個詞所代表的美的性質,是依賴於對主題和技巧都進行謹慎的、受限制的選擇。」(1998:119-120)因此其所刻意追求的詩意,所吟詠性情的範圍基本上則被侷限在愛情、友誼、悲哀,及對大自然的孺慕之情,而刻意取消白話文學中經常描寫到的貪婪、殘忍、野心、色欲「種種激情」。詩意變成了特定語境下的特定產物,其目的以審美超越之名,托言愁之詩句,以慰心靈之寂寥。因此只要「詩」仍有其象徵意義,那麼這特殊「空間」就會不斷再現,為詩(人)作準備。
而當詩人們刻意意圖重返那個充滿詩意的審美境界時,就不得不從現實充滿差異的「語境」中進行各項滌除、淨化以至昇華的工程,一如作為「詩意」寓言的《長生殿》,試圖帶領我們「從擁擠而繁雜的『此處』,引我們走向受到保護的『彼處』」(85)。而語境之間的切換,賴以憑藉的恰是文人間戀人般的款款私語(文人普遍的詮釋境遇),一種被刻意「銘刻」的語言所搭建的魔幻空間:
舊霓裳,新翻弄。
唱與知音心自懂,
要使情留萬古無窮。
不過,在我看來宇文所安借《長生殿》闡釋其中對「詩意和浪漫風格」的拯救寓言,看來更像是一個拯救苦難的寓言,中國「抒情傳統」的寓言。人間數之不盡的苦難與創傷,只能將最後幸福的許諾寄於審美之維的詩意當中,以求得安頓,獲得解脫(康德、席勒、黑格爾,甚至尼采、海德格、本雅明、馬庫色……,及浪漫主義者的古老命題)。而這恰似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收入《最後的貴族》香港三聯 2004)[1]一文中,描寫最後的貴族──康同璧羅儀鳳母女是如何在其紅色革命、物質貧乏的年代裡仍能像變魔術一樣,變出那「風雅、細膩、高度審美化、私人化的生活」,在「康家老宅及舊式禮儀及衣冠」中蘊蓄出「溫煦氣息和超凡意境」,絕非固有習癖的招搖或對舊式衣冠與禮儀的難以忘懷,而是在這高度昇華的魔幻空間裡,才能獲得的「精神歸屬」(230)。
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哪得幾回聞。
哪怕此曲需要付出多少代價,需要多少苦難創傷做為鋪墊,依舊如是堅持。自以為章詒和描寫最動人的地方不是那些在破敗的人間煉獄裡仍故作雍容的熱情(好幾場魔法般的嘉年華聚會),而是幾段淡得出味的生活片段,一回寫到章寄居康老母女家時,生活早已大不如前,早餐只剩下同一般人其實並無兩樣(甚至更窘)的一碗稀飯、一碟炸小銀魚、一盤烤饅頭片、兩片槽糕,和些許的豆腐乳,這麼一個稀鬆的早餐,想也變不出審美況味,可這羅儀鳳到底是個魔法師(女巫?),原來這豆腐乳還大有來頭,這來頭不是裡頭攙了什麼山珍海味,而是一種獨門秘方,一種極盡審美的生活態度。羅鳳儀瞧出章詒和的慧根(換做別人恐怕也吃不出什麼鳥味),藉交代章買豆腐乳的機會,巨細靡遺地將這魔法心訣細細傳授著:首先這腐乳可不是隨手可得,隨隨便便一個塑膠袋就可以打發,得用六個精巧別緻的外國巧克力盒,分別裝上形形色色的口味。買好後,考驗這才開始:
小愚,我要告訴你,豆腐乳買好後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為六個鐵盒子一定得平端著走,否則,所有湯汁都要流出來。為了減輕累的感覺,你一路上可以想點快樂的事情。端鐵盒走路衣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駝背地走路,你會越走越累。
這段話幾乎可挪作拯救生活苦難的寓言來看了,歸途上,章詒和如是意領神會地,揣摩著這心訣:
在歸途上,我不但想著快樂的事情,且始終精神抖擻,器宇軒昂。冬天的太陽,也同樣的溫暖。這時的我,一下子全懂了──雖「坐銷歲月於幽憂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盡其可能地保留審美的人生態度和精緻的生活藝術。難怪康家的簡單早餐,那麼好吃!(199-201)
這魔法恐怕不單僅是一個有形空間的形塑,更是一個轉念,一種道道地地中國抒情傳統的「美學化宇宙觀念的倫理樂觀主義」展現。[2]這轉念不似阿Q的精神勝利法那般投機,飢不擇食,而是將其提升至一個審美的高度,予以「詩化」,予以昇華超越,從詩文的吟詠到生活上的詩情畫意[3]。在這從現實中借來的魔法空間裡,使人得以從現實困頓中逃離,轉而投身於「情境中與行動中心理歷程的體驗與品質」,產生「一種面對現實情境與行動的『優游不迫』的美感距離,使我們不但免除了現實情境與行動的利害成敗的壓迫,以及因此必須採取的倫理關懷與立場,甚至超越了這種利害成敗與倫理關懷所引起的情感反應之籠罩與羈絆,因而充分的體驗到『肆行無礙憑來去』,我們精神之自由本質的充量發揮,帶給我們的正是完全的美感觀照的無窮喜悅。」(柯慶明 2000:98)
然也不能忘記,這透過審美距離所體驗的美感喜悅,恰是立基於現實的對立面,獨立於整個社會文化之外,所刻意營造的獨立審美空間。透過審美的超然,詩人的「藝術作品的框架好似一堵牆」,企圖「擋住了它所居住的世界」(宇文所安 77)。但是,很顯然的文中出現的人物,不管是康老、二章、羅隆基、以至羅儀鳳及章詒和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不能以此簡單的審美之維規範住。因此,目的或許除了柯慶明所云,在審美之維中,超越倫理、現實、政治,而達到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的「超越精神的形上體驗」[4](105)(楊絳的《我們仨》近之)之外,必然還有一個更讓知識份子更念茲在茲的堅持,不盡然全是近乎超然遁世傾向的逍遙。
有一回,康老干犯反革命的罪名,仍執意要請文革時兩個大右派章乃器與章詒和的父親章伯鈞兩人見面吃飯。而當時早已是紅衛兵滿街跑的恐怖年代,這決定,連羅鳳儀也都不禁面露難色。當天章乃器備其隆重地穿了一身「潔白的西式襯衫,灰色毛衣和西裝褲,外罩藏藍呢子大衣」,,連章詒和看到這副模樣,都不免詫異地問:
「章伯伯,你怎麼還穿的一副首長的樣子?」
章乃器短短的一句回答,恐怕道盡了整本書是最核心的主題:
「小愚呀!這不是首長的樣子,這是人的樣子。」(204;引者著重)
在這,審美之維從抒情內化的超越,回過來直面現實,其審美之維更意在做人該有的樣子(終極的指涉往往是告別時的姿態)與堅持(近乎「多有祈死、待死,以生為死」的遺民風骨),後頭那段章詒和明顯帶著張愛玲腔調所描寫的康老的旗袍,更是透過華美亮眼的袖口領口繡花,極細膩傳神地描述了審美之維的悖論,及其更深刻之處:
會晤中,作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講究。黑緞暗團花的旗袍,領口和袖口鑲有極為漂亮的兩道條子。條子上,繡的是花鳥蜂蝶圖案。那精細繡工所描繪的蝶舞花叢,把生命的旺盛與春天的活潑都從袖口,領邊流瀉出來。腳上的一雙繡花鞋,也是五色煥燦。我上下打量老人這身近乎是藝術作品的服裝,自己忽然奇怪起來:中國人為什麼以美麗的繡紋所表的動人題材,偏偏都要裝飾在容易破損和撕裂的地方?這簡直就和中國文人的命一樣。(204;引者著重)
章以截然不同的視角,替我們捕捉了張愛玲那「一襲華美的袍」底下的蚤子底下,原來還有一種文人不免近於迂闊的堅持(如《儒林外史》中的王玉輝、和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卻是作為知識份子的道德自持。而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正是其士人形象的原型,我們不能太耽從那「樂」字裡透露苦中作樂的片面解釋,更應該深思何以樂在「其」中(絕非純粹興趣)?在其所表現「樂」─一種審美的從容姿態,究竟所為何事?抒情審美之維展現的不僅是一種解脫俗世之樂,亦展現士大夫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情志。而文中借康家老宅、羅儀鳳巧手幻變來的一幕幕魔幻空間,就不再只是一群落敗文人撫往追昔的對泣新亭,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的避世桃源,而是章所描寫使其獲得「精神歸屬和身分確認」的「溫煦氣息和超凡意境」(230)[5]。接近《儒林外史》「泰伯祠」所提供的「十分真切的永恆之幻象」(高 2004:364-365),以逆於整個「拈草數為刀兵,指骨肉為仇敵」、「一點文化也沒有」(205)「已無神聖與純粹」(243)的恐怖年代,作為知識份子反抗俗世、拒絕墮落、堅持做為「人」的尊嚴。
一如章詒和筆下的張伯駒,所表現淡然與超然、頑固與保守,以獻身的姿態所「演示了一個『人』的主題,一個中國文人的模樣和心情」(167):
革命吞沒人,尤其像中國的各種政治運動,其吞沒與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當然,知識份子往往是其中最難消化的部分。張伯駒自然屬於最難消化的一類人,而他的硬度則來自那優遊態度、閒逸情調、仗義作風、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飽滿個性與獨立意志。他以此抗拒著革命對人的品質和心靈的銷蝕。任各種潮汐的潮漲潮落,張伯駒都一如既往地守著做人的根本,過著他那份生活。張伯駒的一生見過許許多多的昂貴之物,而我所見到的昂貴之物,就是他的一顆心,一顆充滿人類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161)
附帶一提:
章立凡(章乃器之子)也曾著一文〈亂世逸民──記「文革」中的康同璧母女〉(收入章立凡主編《記憶往事未付紅塵》,陜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亦對康同璧母女二人有不少追憶往事,補充幾個側面,值得參閱。
參考書目:
弗萊,諾思洛普(Frye, Northrop)。1998。《批評的剖析》。陳慧等譯。天津:百花文藝。
柯慶明。2000。《中國文學的美感》。台北:麥田。
高友工。2004。《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張淑香。1992。《抒情傳統的省思與探索》。台北:大安。
章詒和。2004。《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
楊絳。2003。《我們仨》。北京:三聯。
鍾嶸。1991。〈《詩品》序〉。《中國歷代文學論著精選》上卷。郭紹虞主編。台北:華正。
圖片來源:http://www.eslitebooks.com/EsliteBooks/book/picture/M/0195970659.jpg
[1] 本書兩岸三地皆有出版,台北時報與上海人民,皆以《往事並不如煙》為書名,且或多或少皆有刪節,香港牛津則是唯一「沒有刪節,並經過補充和修改」的版本。有考證興趣者可參http://www.boxun.com/hero/zhangyihe/16_1.shtml
[2] 蕭馳以為漢德森﹙Joho B. Henderson﹚歸納中國哲學家(揚雄、邵雍)的宇宙論,所提出來「認識論的樂觀主義」,其實普遍存在於中國的文化之中,甚至是比儒家政治──倫理理念更根本的信仰。表現出來的則是傳統詩教中「溫柔敦厚」、「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微而婉、和而莊」的老生常談。(1999:Ⅳ、33)
[3] 抒情傳統自陳世驤、高友工以降基本預設,便是將其「源自本身文化中一個強固的集體共同存在的感通意識」(張淑香 1992:45),完整「體現了我們文化中的一個意識形態或文化理想」(高友工 2004:104)。
[4] 這大概就是自陳世驤以降對「抒情傳統」最標準制式化的功能解釋。
[5] 在另一段章藉父親的觀察:「在他的講述裡,流溢出一種嘆服。在父親的感受裡,康家的舉動不僅是出於禮貌,而且是一種美德。這種禮貌與美德,給人以精神撫慰和心靈的溫暖。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對前朝舊友的涵容忠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義」為先──老人恪遵這個信條自屬於舊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182-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