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培豐，《「同化」の同床異夢：日本統治下台湾の國語教育史再考》，東京都：三元社，2001年2月初版。

　　在台灣日據殖民史的研究領域，「同化」政策是一個頗為重要的課題。因此，關於「同化」政策的探討，歷來已經展現相當豐饒的成績。透過這些研究不難看出，從文明化到皇民化是日據時期「同化」政策的殖民性特質。陳培豐刻意選擇這個主題，為了有別於前人對「同化」政策的解釋，他試圖提出更為細膩的多方視角，以重新釐清對「同化」一詞的固定涵義。從而，藉由多位研究者在「同化」政策的論述，陳培豐指出了他們普遍的共通點；那就是過於強調殖民地統治政策的普遍性與黑暗面，而忽視其特殊性與光明面的傾向。顯然，在日本帝國主義下各殖民地統治的「差異性」──這種論題的探析，不僅成為近年來歷史研究者關注的重心，也提供了新的視野以窺探日本帝國主義的形塑過程。因此，陳培豐也企圖賦予「同化」論述以新的面貌。然而，縱使陳培豐一開始在《「同化」の同床異夢》的序論已言明此書將有別於日本研究者駒込武關於「同化」的觀點。但是，我仍然認為，這本書基本上頗受駒込武研究方向的影響。

　　駒込武（Komagome Takeshi）是目前日本學界當中，以日本帝國在殖民地支配的文化統合為研究主題而頗受矚目的學者。他的論作《植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東京都：岩波書店，1996）分析了日本在各殖民地所推動的「同化」政策，尤其是以國語（日本語）教育為主。近年來，駒込武在這本書的研究基礎上，更進一步去探討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文化統合上的抗衡關係。而陳培豐透過駒込武與前人的研究，企圖尋求一種新的詮釋方式，這也成為《「同化」の同床異夢》的書寫策略。這本書處理兩個層面的議題；一方面作者探討了日據時期以殖民者為主導的國語教育，另一方面他也剖析台灣知識分子對於國語教育的接受樣貌。從而，所謂的同化政策，不僅隨著統治者的教育理念而有所變化，連台灣人也展現了不同的對應態度。從本書的文本脈絡中可以看出，陳培豐對於駒込武的「同化」論述有著繁複的辯證。但是，他並非完全否定駒込武的看法，有時也引用了駒込武的觀點。從而，他們兩個人的研究方向看似背道而馳，其實卻是可以相互援用的。

　　嚴格來說，陳培豐選擇性的承繼了駒込武的部份研究，但是他在相當程度上也批判了駒込武的論點。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下各殖民地統治的「普遍性」或「差異性」的觀察，就是陳培豐著力之處。讓我們直接進入他的文本脈絡，或許可以更為清晰地瞭解作者的書寫企圖。支持《「同化」の同床異夢》這本書最大的論點，就在於作者不僅探討了日據時期台、日各地報紙雜誌上有關「同化」、「國體論」、國語、台灣統治等論文或史料，他還援引了《後藤新平文書》、《隈本繁吉文書》、《鈴木三郎關係文書》，以及各時期的國語教科書等作為有力的論證。因此，本書能針對實際政策的釐定、實施，以及統治者的思想論述、官方與民間的言說輿論，進行更為縝密的分析。從而，書中也提出了更為周延的論述，以供我們去理解在不同階段下，「同化」政策所蘊含的歧義性。將陳培豐的微觀視角對比駒込武的宏觀視角，自然可以經由相互鑑照，以探討台灣人對於同化政策的接受與抗拒。而陳培豐關於國語（日本語）教育的細緻觀察，應該更能凸顯台灣人的幽微心境。

　　由「德育」、「智育」所象徵的兩個同化：「同化於文明」與「同化於民族」，是國語（日本語）教育的工具性目標。透過作者的論述不難想像，明治、大正到昭和時期的國語教育，反覆徘迴在文明化與皇民化之間，而非單純地是從文明化到皇民化的過程，這也自然和統治者的殖民理念有極大的關聯。日據初期以「國體論」來台開展國語教育的伊澤修二（Izawa Syuji），或許是殖民者中最具熱情理念的辦學者。作者也提出，縱使伊澤對台的教育和內地是有差異性的，但是在他構思下的教育政策以及所創立的基本原理，並沒有脫離「一視同仁」的軌道太多。伊澤雖然以涵養殖民地人民的德育為教育的宗旨，但是他認為在德育之前，必須有智育以為基礎。所以在伊澤時期的國語政策是以文明化為優先的。從而，伊澤修二的同化╱文明化教育也成為陳培豐凸顯殖民者進行文化統合時，所謂「光明面」的典範人物。可以說，他對伊澤修二的討論是傾向正面的。

　　所謂「同化的『同床異夢』」，在於指涉殖民者與台灣人之間對同化於文明化的心態。但是陳培豐的論述，卻把注目的焦點置放在文明化的「光明面」之上，而輕略同化的「黑暗面」；這一點從他對伊澤修二的敘述脈絡中便可得知，由此也可看出陳培豐與前人區別之處。伊澤修二是一個熱衷國家主義教育的人，對於他的國語教育理念如何在殖民地落實履行，陳培豐有相當縝密的分析。其後乃至持地六三郎（Mochiji Rokusaburou）、隈本繁吉（Kumamoto Shigeyoshi）、後藤新平（Gotou Shinpei）等人，陳培豐在相關文書的解讀與詮釋都頗為深刻。不難看出，陳培豐偏重在統治者教化層面的探討，卻較少描繪台灣人心靈改造的面貌。甚至在昭和時期論述中的台灣人代表──李春生，並不能象徵多數的台灣知識分子。包括書中接續探討的林獻堂等人，也是資產階級的士紳代表，他們對文明的嚮往，甚至是同化政策的接受態度，其實也蘊含了階級的差異性。在不同的階級條件下，台灣人接受「同化」的光譜也不盡相同。或許是因為太執著於作者在序論中便強調的「差異性」研究視角，所以在閱讀時會期待作者：將「同化」政策的歧義性延伸到台灣人面對「同化」政策時也具有差異性的探討。因此，換個角度來看，陳培豐針對不同時期的「同化」政策的界定方式──到底是「走向文明」或「走向民族」，我認為並不必然能夠劃清界線，其實它們之間始終存在著頗為複雜的辯證角度。

　　不可諱言的是，作者對於後藤新平的觀點，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後藤新平一直被「殖民肯定論」的學者視為台灣現代化的重要推手。但是，透過陳培豐的分析，或許可以獲致相當不同的詮釋。後藤重視實業教育，在「同化即差別」的差別政策之下，他企圖以台灣人的文明停滯不前為由，使差別統治的長期化與恆久化得到正當性。由此也可以解釋，為何後藤新平會力主鴉片漸進政策。後藤新平是醫學背景出身的民政長官，也是台灣現代化的主要奠基者。除了推行各項經濟改革和建設工作之外，後藤對台灣衛生醫療制度的重大影響，則是鴉片漸禁政策與公醫設置制度。以科學的面具來覆蓋殖民統治的本質，正是後藤對台灣總督府的最大貢獻之一。日治初期對於台灣的鴉片吸食問題，殖民政府採用了後藤新平的鴉片漸禁政策。統治者提出一個看似合理卻充滿荒謬的說法：鴉片癮者積習已久，如果斷然禁止吸食，將會危急生命安全，因此採取漸禁政策是較為人道且恰當的方式。透過陳培豐對於後藤政策的分析，從而就可釐清後藤新平推動的鴉片政策和現代醫學，它們之間的矛盾性與殖民性。這是我在閱讀這本書後一個觸類旁通的觀察，也可藉此來反思後藤對台教育政策的實質。

　　其實，不僅是後藤新平如此而已，包括歷任總督以及教育長官如伊澤修二、持地六三郎、隈本繁吉，在他們的治台理念中，台灣人的主體性是被抹滅殆盡的。所謂地理的差異與人種的差異，可以成為殖民者差別政策下的藉口，也可能轉變為同化政策中「一視同仁」的理由。而同化政策下的國語教育，只是統治者推展文明化或是皇民化的工具，也讓台灣人貌合神離的「走向文明」或「走向民族」；《「同化」の同床異夢》所要釐清的就在於此。較為遺憾的是，作者在結論時也提到：如果要嚴格來區分的話，日據時期台灣的教育體系是分為內地人、台灣人、原住民三個系統來運作。但是，一方面由於文獻的掌握不足，另一方面則是隨著不同系統的統治樣貌，研究視角也必須有所調整的緣故，所以陳培豐並沒有將原住民的同化教育納入本書的討論範疇，這或許是潛意識的漢人中心主義吧。其實，透過原住民國語（日本語）教育的分析，更能凸顯出「同化」政策的差異性。反之，駒込武在《植民地帝國日本の文化統合》雖然探討的範圍相當廣泛，但是卻觸及了台灣原住民的議題。這是《「同化」の同床異夢》稍嫌缺憾之事，雖然不減此書的創新格局，但是期待有一天作者能填補這段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