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四晚間七點半，我心情很糟，正在編輯台準備播晚間八點新聞。來自採訪中心的訊息：「快點快點，最新消息，檢察官說李雙全欠債三千萬！」

和我一起工作的編輯問我，「怡宜姐，最新消息排第幾則？」

我心情更糟，回應：「我不播！」

看到編輯瞪大眼睛，我緩和語氣說明想法：「人都死了，這個欠債的訊息是要跟全國觀眾暗示什麼？李雙全更可能是兇手嗎？就算欠債，也不能證明他就是兇手，為什麼一定要再一次破壞他名譽？」

這時採訪中心又開始吆喝：「檢察官說法的帶子傳回來了，快點，給20整點的最新消息。」

我猶豫了一下，跟編輯說：「好吧，你稿帶先備著，我再想一想。」於是編輯很「瞭」地說：「好，等妳『天人交戰』完再告訴我。」

正要上樓化妝，採訪主管來找我，很疑惑：「你不播檢察官最新說法？這很重要耶！」

我告訴她自己的想法。她向來是很能溝通的人。

「可是這是檢察官公佈的新發展，不是記者自己亂講的，這是『新聞』啊，最新的新聞就該播啊！」

「檢察官本來就不該公佈啊！」我說，「偵查不公開，昨天公佈就錯了，人也死了，今天又公開，我們媒體還繼續配合當工具，這是在幹嘛？」我認為檢察官當然可以繼續查，但過程不必再拿出來傷人，「既然偵查不該公開，等檢察官查完，確定李雙全是兇嫌再播吧！」

「要講偵查不公開，那什麼新聞都不要播了。」她的語氣有些沒好氣，心裡一定覺得我在唱高調。

而這時，我眼睛瞄到電視牆上的中天，已經用「天空標」（內部術語）超大字寫著：「最新獨家　李雙全欠債三千萬」。我了解採訪中心的壓力，新聞就是要贏，落後的感覺很差，而我這個主播製作人還在高呼什麼偵查不公開。

主管繼續說服我，「檢察官的確不該公開，但是他是對著鏡頭講的，他透露案情，這也是新聞啊！有新聞你不能不要吧！」

十幾分鐘後，我坐上主播檯，棚內監看電視繼續看到中天和其他比我們提早開播的各台，差不多都播了這新聞。耳機裡編輯輕聲問我：「天人交戰結果如何？」

「我真的不想播，但是…唉…好吧，排第二條！」後來我修改稿頭，改成強調李雙全自殺後，檢方傍晚又透露更多案情新發展，然後播了檢察官說法。老實說，這雖然是勉強說服自己的播報方式，但我必須承認，鄉愿得不得了。

當天播完新聞，心情惡劣。

反正我還是播了，不管我企圖表達什麼。播了有沒有錯？好像也沒有。主管說的沒錯，這是新聞啊，如果我不播，怎麼能呈現檢察官的動作呢？所以我懊惱的是，或許技術上沒錯，但是實質上，我們媒體的確是劊子手手中的那把刀啊。

就像那一天一早，我從網路上看到李雙全自殺的消息，衝進房間把先生搖起床，我太嚇壞了。前一天編排這則案情轉折的新聞時，我還一邊嘀咕，如果不是他，這種指控對他的傷害也太大了。沒想到他真的自殺了。

他顯然太過脆弱，也可能如遺書所言，不能接受愛妻遭解剖，甚至有人開始懷疑他真的畏罪。並直接推論說，如果不是他，接受調查就好了，何必反應如此激烈。

但是，我總相信，牽涉「名譽」這回事，的確是很多人過不了的關卡。就連向來神經大條的我，之前也曾因為平面媒體寫了什麼不是真實的無聊訊息（只是短短幾個字，一點都不重要的），氣得不知該如何反應，當天逢人就想否認（明明沒什麼人看到，或許看到也忘了），其實否認也沒意義，反正當天看到報紙、那些不知道身在何處、可能是朋友是陌生人的人們，可能已經留下某種既定印象了。所以，我了解那一股悶氣無處發的痛苦，儘管相較之下，我的事真是太小太小。

偏偏我們這種作媒體的，每天的工作就是在搞「名譽」這回事。今天踢爆某個名人、明天又指控哪個壞人，再加上動不動要揭發一下「黑心商品」，破壞某某公司的「商譽」。當然，如果罪證確鑿，這叫伸張正義，但連法官都講「無罪推定」原則時，媒體獨家踢爆時的心態，卻往往比較像破壞名譽，讓人百口莫辯。我指的，不是特別糟糕惡劣、違法亂紀的記者，而是，如實報導的一般狀況。

譬如說，這次李雙全事件，我們的確是報導檢察官說法，沒有多做渲染。收到三千萬欠債訊息時，我們播出也沒錯，那是檢察官說的。甚至到了第二天，檢察官發現擺烏龍，出面道歉，當然，我們更要報導。只是實質上所有的過程都在破壞名譽。

常被嘲笑為「婦人之仁」，我承認自己的鄉愿。甚至後來媒體轉過來指責檢察官的不是時，我竟又同情起當初沒有多考慮後果的檢察官，希望媒體下手可別太重，別罵到讓檢察官也難過得想不開…。

好，我知道，這種想法可能姑息養奸、無法伸張正義、不夠積極、無助社會進步…，而且，最基本的，在媒體工作竟然「擔心破壞人名譽」？有訊息在眼前不報導，還以「偵查不公開」自我設限？如此消極心態，怎敢企求新聞領先？

這幾天播新聞還是不太舒服，想了半天，怪自己入錯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