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時曾經作過記者夢，短短幾年就幻滅了。 大學剛畢業發願當記者行俠仗義，曾到自立晚報實習兩個月，那時的編輯部主任是王篤學先生，他寫得一手好字，下標題又快又妙，有才子之美稱。他常喝得醉醺醺的，快截稿時才出現，但見他大筆一揮，標題如雪片般飛到取稿人員的手中。那時我被安排坐在他身邊當小學徒，大稿子輪不到我，小短欄才讓我練習。聽說他四六文寫得極好，標題講究對仗工整，有典有故，我的標題常被挨批，然報社對我有種說不出的吸引力，看記者們搶新聞搶時效覺得是極帥的事。當時王老師曾對我說：「你比較適合當學者，教書去吧！」對此我深不以為然。 後來進臺灣日報，那時還在大里，算是臺中市的邊緣地帶，附近一帶就像臺灣的小鄉鎮，棉被店、文具行、百貨店、菜市場…‥，連個像樣的餐聽都沒有。報社剛被軍方接收，主管多從青年戰士報調來或退休，剛開始被安排在編輯主任旁編臺中市版，最接近核心位置，他最喜歡當眾批我，而且像唱戲一樣罵一整晚，連社長對我都很兇，有人暗示我送禮走後門，聽說還有陪打麻將，上舞廳的，這些我都沒興趣，那時一心想寫小說，不屑作此事，結果被批得越來越兇。 只有一個從聯合報下來的副總編輯對我很和善，有一次語重心長對我說：「當記者要有三個條件：第一、個性外向；第二、臉皮厚：第三、反應快。」他暗示我不適合當記者，我不服氣，認為記者只有一種嗎？ 最快樂的時間，是在排版房，跟同事或排版工人聊天，我喜歡鉛字，看它們快速被撿出來，排成一個版，覺得好神奇。排版工人雖然教育程度不高，卻是一個也得罪不得，他們會欺負新編輯，拖時間讓你遲交，他們也會看上級的臉色，對編輯大小眼，同時也是社內消息靈通人士，要走後門，他們才是前輩。聽他們的獨家報導，話話家常，還真有趣。我倒寧願送禮給他們，他們的薪水微薄，對編輯的幫助甚多，我能同情弱勢，不願巴結上司。 現在想想自己那時太年輕不曉事，到一個新地方，去拜拜碼頭，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他們要的只是另一種尊重，然當時的我心高氣傲，覺得送禮沒骨氣，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等候排版時，常到報社旁的書店看書，看完幾萬字的新聞稿，再看一堆雜書，回到家裏，通常一兩點，再看書寫作到天亮，如此生活顛倒，才一年就把身體搞壞了，常眼睛痛、肚子痛、牙痛，沒幾天舒齊。 1979年美麗島事件，臺中分部就在報社附近，一日上班途中經過，但見警察層層包圍，群眾圍睹，馬路不通，趕到報社，氣氛肅殺，報上一片討伐之聲，電視不斷報導黨外人士街頭暴動事件，不久展開大逮捕。陳映真與王拓等作家也被捕，趙滋蕃老師是老國民黨，又是中央日報主筆，立場自是力排黨外。他不知道我是同情黨外的，林義雄事件後，國民黨漸失人心，我對臺灣日報的軍方立場也漸不能忍受。 我所崇仰的報人精神是劉顎、吳研人、梁啟超等人傳承下來的知識人良知，與入世的精神。然個性太內向太膽怯，無力與當時惡劣的環境抗爭。我有的只是一枝筆，每天不斷寫寫寫，記得寫過一些臺中名人的採訪，穿街走巷幾年下來，這些新聞訓練，使我對人與事的觀察較敏銳，遇事不怕問不怕難，不怕走千里路萬里路，打破砂鍋問到底，不會把自己關在書房裏，對我後來作研究助益甚多。 那時報社有「八大金釵」，阿美年紀最大，是我們的大姐頭，老成持重，頗受報社重視；士迅最資深，她的書法一流，也是個性疏狂，命運跟我差不多，老被罵，還不會還嘴，我們這對難姐難妹一起發配到邊疆，從要聞版一路下放，直到編地方版。海淑天生是當新聞人的命，大開大闔，最吃得開，不久跳槽到聯合報。戴文采資歷最淺，最得社長喜愛，嘴甜敢說敢作，極有長輩緣；其他新人不熟，只記得有一個不婚女子，夏天穿花花長毛襪搭高跟鞋，包包裏掏出的零食都是絕種的金光餅、蕃薯糖，真是怪人一個。 放假時幾個姐妹喜歡窩在咖啡廳吱吱喳喳，兼大吃一頓；或者在海淑乾姐的畫廊泡茶聊天；士迅有一陣子負責影劇版，常拉著我去歌廳採訪歌星，見過正紅的劉文正、崔苔青、江玲；還有不紅的白冰冰，她年輕時皮膚雪白，又愛穿白，極為豔麗，就是走日本妖婦路線，不是主流。江玲很上照，本人非常普通，皮膚又不好，令人失望。只有劉文正，臺上臺下一樣帥，那雙眼睛會電人。崔苔青的口才出奇地好，頭腦清晰，表情嚴肅，一點也沒臺上放浪。作這種採訪常可免費聽歌，又可近距離跟他們吃飯聊天，剛開始有點新奇，那是歌廳秀的全盛時期，光是自由路到公園路一帶就有四五家歌廳，聯美、豪華、藍天…‥，佈置得是金碧輝煌，票價也很昂貴，然熱門的常滿座且一票難求，現代人大概無法想像。可惜我不愛歌臺舞榭，再說對聽歌星講假話也沒興趣，跟沒幾次就不去了。 說真的地方記者水準不高，有次記者節大會，被姐妹們拉去參加，一進會場，但見濁氣沖天，獐頭鼠目、身形猥瑣的甚多，主要是氣質不佳。他們年輕時也許還有一點清純，也可能是大學的秀異份子，作了幾年記者，被社會大染缸染成醬黑色，比一般社會人士更易沉倫，這對我來說無異當頭棒喝。 三年編輯當下來，越作越邊緣，有次發薪水不小心看到，同時進報社的編輯，我的薪水最低，每個人薪水都不一樣，也沒準則，全憑上頭好惡。這時已有離開的念頭，不久趙滋蕃老師接掌中文系，徵召我回系服務，事情也就這麼決定了。我並不愛教書，也勸過趙老師不要接中文系，他並不適合作行政，然他的使命感太重，非改革中文系不可。 就這樣，一個發誓不教書的人，又回到校園。教書雖然無趣，學生比外面的人可愛多了，還沒被污染，還可以談談理想，還可以是熱情投注的對象。現在回想王篤學老師的話，他只說對一半，他早看出我太內向單純，故不鼓勵我當記者，較適合當學者；然我也不怎麼學者，只適合孤獨與寫作，冷眼觀察這個世界。事非經過不知錯，我是有點自閉的人，喜歡獨立作業，跟人溝通都有障礙，還談得上搶新聞搶功勞嗎？ 離開臺灣日報不久，社址遷至文心路，原來的社長突然過世，實情如何不得而知。後來顏文閂接掌臺灣日報，舊人紛紛離開，士迅也提早退休，過著書酒風流的生活。大家的生活越來越無交集，昔日的八大金釵也風流雲散了。 臺灣日報宣告停刊，走入歷史，臺中再無地方報紙，這應是一大遺憾。它在我的生命雖佔據著一個不愉快的位置，卻給我一面鏡子，時時照見外在的世界，讓我不全然出世，也不全然入世，它也讓我照見人性，不全然光明，也不全然黑暗；它更讓我照見自己，人非萬能，一生只把一件事作好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