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任香港演藝學院電影電視學院院長的名影評人兼編導舒琪，多年前曾與楊德昌有過一次合作的機會，他在楊去世後。以「朋友的信」之名發表長文悼念楊，自7月14日分兩周在香港的明報周六及周日版的報紙及網路版共刊登了四篇。我認為這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瞭解楊導的好文，因此特將它整理成一篇轉貼在這裡，希望能對那些關心懷念楊導或對國片相關問題有興趣的朋友提供一點幫助。（按：下文第一段提及之「那一年一群來自彼邦的年輕導演們，帶著各自的第一部電影，登陸本城。」是指1984年3月18-24日台灣新電影首次集體登陸香港而舉辦之「台灣新電影選」影展活動，在香港文化界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當時筆者也是台灣代表團目睹盛況的團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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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信」

朋友走了。很自然地想起了很多舊日的事情。我們的友誼是從通信開始的。我記得那一年一群來自彼邦的年輕導演們，帶著各自的第一部電影，登陸本城。他們懷著的是一份戰戰兢兢的雀躍；看罷他們青澀，但卻充滿朝氣的作品，我們感到的則是份由衷的興奮。因為電影，互相陌生的我們暢快地傾談了一整個下午，然後直落晚飯、酒吧。印象中高個子的他是最沉默的一人。但沒想到的是兩個多月後竟收到他言辭懇切的來信。那年頭還沒有傳真機、電郵、手機短訊。跟遠方聯繫的唯一方法就是通信。朋友愛用信箋。清秀但有力的字體寫在紅色間條之間，顯得沉實而工整。昨夜，我自抽屜裏找到了他的一封信，從字裏行間再次感受到那份堅毅中卻不無剛愎的個性，他對創作與integrity的堅持、對自我的嚴格要求。我不習慣寫悼文。最好讓逝者用自己的文字說明他自己，相信他也不會介意吧！

「舒琪：在舊金山寫了幾次信給你，都因為太沮喪了，寫得太沉悶，全都沒有寄。大概是因為身體一直不適，加上YL的噩訊，很難令自己樂觀振奮。想了很多的事情，對很多現狀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也對朋友及友情作出更新的反省，尤其是在自己最感覺無助、和孤單的時刻裏，值得珍惜的友情會顯得更明顯。

你要託我買的書我已經向書店訂購，因為都沒有現貨，大約要幾星期的時間，會直接寄到你家的地址的。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故事現在發展得非常powerful，和XY已經全部順過一次。但目前要等HZ星期二（四月五日）和QFS面談後才知其命運。HZ說QFS的公司最近出了很大的問題，所以他的精神無法放在「合作社」之上。星期二HZ認為可以有個分曉。不過，我想這將也是我的deadline，因為再拖的話，夏天就沒法開工了，小孩的期誤了之後又要等一年到明年暑假。果真如此，我就非常需要你的advice。(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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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殺》的最大問題還是在男主角這角色之上。我一直沒法設定他這角色的個性，因為他所處的政治背景及situation在目前是非常不popular的。原小說的反派色彩我一直認為是原著的最大弱點，要升高它的戲劇性的確要將男主角的周圍更豐富化。而且在香港那一階段的部分，應該要有一種似包涵在溫柔中的興奮狀態的那樣的張力，而且「暗殺」必定要是在香港就明確的有種危險性，並不只是因為要提高它的商業價值。我一直很極度地擔心它在主題上的popularity。有兩件事我必須要進行的：一個就是要去找以前上海時代華聯（按：應是「聯華」）電影公司留下的老明星，有白光、李麗華等人。除了希望了解當時上海偽政府的那種腐敗氣氛之外，也想在這樣一個情節為主的呼應之下找到男主角的正確位置，而不致讓他成為一個很不popular的角色。另一件事就是我要去訪問一個朋友的父母。他們戰時在上海，母親是永安公司家族的大小姐，父親戰後赴美，和美國意大利籍黑社會來往甚密，最近大兒子（我朋友的哥哥）在西雅圖因主謀運毒被捕。我想會有相當收穫。

想到這裏，感觸甚多。這一年來，東奔西轉，對於成果效率之低，非常之frustrated，一方面覺得拖累了你的計劃十分感到歉疚及壓力，一方面因為自己心中非常明白，劇本發展到那種階段明知不理想，明知不合自己的要求，又如何能只交差冒險。有許多時候，許多次，我想向你一吐我心中的困擾及frustration，但又恐怕自己太似抱怨而令自己及別人感覺這些只是一些借口，所以又沒有全然說出。總覺得再熬一下，一定會有一個突破的。

今天我託XY把這封信帶給你，還有你的707的keys，上次都忘了還給你。其他的我們見面再談了。台灣目前變化得太激烈，沒有人能預料他的方向和變遷。也許我以前猜的是正確的——1997之前，大陸台灣的問題就早解決了。妹妹的病，給我很大的刺激，真正有多大的影響，我也不知道。是更讓我增加思索「過日子」和「拍電影」之間的關係。

不多寫了，給你電話。

Best wishes！

德

四月四日下午(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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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信可能需要說明一下。通信的時間應是約1987年（啊！不想竟已二十年了！），朋友剛完成了他那部鏗鏘有聲的《恐怖分子》不到一年。我的另一名做了製作人的朋友岑很賞識他的才華，有意給他投資。朋友提出了一個計劃：改編張愛玲的《色戒》。他找了我一起合作編寫劇本。那就是信裏提到的《暗殺》。為此，那一年我經常往來台灣，出入朋友在濟南路的家，和幾家他最喜歡的小食店與餐館（名字都忘記了，只記得其中一家叫「談話頭」）。為了版權問題，我們也會見了張的代理人宋淇先生。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我們那時候應付過了版權的訂金。朋友心目中的女主角人選是林青霞。有一次到青霞還特別約我們到她在香港的家吃晚飯，並約好飯後去看《衛斯理傳奇》的午夜場首映。那晚青霞給我們弄了一頓很美味的晚飯。飯後，還沒到午夜場的時候，我們一起坐在客廳裏看電視，我和朋友做了一件對青霞很不禮貌的事情。我們看的是英文台，正在播映的是一部有關荷李活昔日光輝的記錄片，有一節說到了過去的女星們，一邊放著她們主演的電影片段，一邊拍攝她們的晚年的生活。兩者並列時，直叫人有不許人間見白頭的感慨。我和朋友像兩個長不大的頑童般，邊看邊嘩然大叫，完全忘記了當時青霞作為一名風華正茂的美麗女星的可能感受。未幾，即見她借口換衣服，進了臥室，一直到差不多時間才出來。我和朋友在她入房後都嚇得伸出了舌頭。影片最終沒有拍成，當然跟這事情無關，而是因為劇本進度始終不如理想（我肯定要負責任）。我們想不到一個最好的方案，如何把那只有薄薄十幾頁的短篇小說，擴大成為一部長片的篇幅。劇本談到中途，朋友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真實版本的剪報報道給我看。未幾，便把《色戒》擱置下來。當然，連朋友也無法估計的，是《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竟花了他整整四年的時間，到1991年才完成，且是部長達四小時的史詩式傑作。

信裏提及的707，是我那是在尖沙嘴租用的一家小小的辦公室。朋友每次來香港，有空時晚上都會到那兒看錄影帶與LD。很多時我都會乾脆把鑰匙給了他。（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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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去時，59歲。第一部短篇作品完成於1982年（《光陰的故事》中《指望》一節），最後一部作品（《一一》）於2000年拍成，18年裏只拍了七又四分一部作品。比羅拔‧布烈遜（十三又四分一部）、史丹利‧寇比力克（十二部長片、四部短片）等還要少。

雖然如此，每部作品都精雕細琢、千錘百煉。七又四分一部裏，起碼兩部是留名電影青史的傑作（《青梅竹馬》、《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餘者皆佳構。

藝術家的使命莫非如此：給歷史留下豐富而重要的legacy。

許是因為高大的身形、細小的眼睛、架在鼻樑上的眼鏡和一頭的白髮，很多人都以為朋友一定是個沉默寡言、不茍言笑、難以親近的人。其實不然。起碼就我認識的他來說，這些形容詞都用不上。他其實就像他的電影：從不乏大量的言辭，但卻沒有一句是多餘的空談，當他憤慨激昂地長篇大論、侃侃而談時，那是因為他以其獨特而敏銳的觀察力看到（別人所看不到的）問題的癥結、有著切膚之痛的所感而發。不過跟他交往，卻不全然是個輕鬆的經驗。他的標準很高，不論對自己抑或別人。很多時候，你會害怕追不上他而感到吃力、緊張。但與此同時，你卻會覺得獲益良多。當他視你為他的朋友時，他會讓你覺得你對他有一份obligation、一份以他的看法和判斷為依歸的loyalty（但得聲明，他對你的loyalty卻是無容置疑、甚至是unconditional的）。當你與他的看法不一致時，他則會讓你覺得有一份內疚感。這也是為什麼在約七年前他突然與我斷絕了一切來往，而使我曾有過那麼的一段日子，惶恐不安、忐忑疑惑。如今，我知道在差不多同一時期，他被診斷出有癌症，我真的寧願相信，那就是他選擇了沉默的原因。

（如今，我再看自己跟某二、三人的關係，不也正跟上述的情况有點相像嗎？是他影響了我？抑或是我不自覺地追隨了同一步伐？此刻的我，不能不說有點悵惘。）

有一件事是一定要記的。那是1988年。香港國際電影節舉辦了成瀨已喜男的回顧展。我與朋友一口氣看了十多部，對成瀨驚為天人。每次走出戲院，我都與他面面相覷，心服口服得說不出話來。「又一部masterpiece！」良久，朋友才說了只一句。我只有附和的份兒。（之四，完）

舒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