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九屆的奧斯卡金像獎中，保羅．穆尼因主演路易．巴斯德的傳記電影《萬世流芳》而榮登影帝寶座，被推崇為當年最傑出的演員。他乃打鐵趁熱，慫恿華納電影公司再度開拍一部傳記電影，描寫法國文壇巨匠，也是自然主義文學的創始人埃米爾．左拉的生平。華納悉聽尊便，請來威廉．迪亞特爾執導《左拉傳》，結果讓此片榮獲最佳影片、最佳改編劇本、最佳男配角（扮演德雷福斯的約瑟夫．希爾德克勞特）等三項金像獎，扮演左拉的保羅．穆尼卻以大熱門落選了，輸給《怒海餘生》（Captain Courageous）的史賓塞．屈賽。

埃米爾．左拉（1840-1902）出身於巴黎一工程師家庭，7歲喪父，家境貧寒，在聖路易中學靠領獎學金攻讀。中學畢業會考時因名落孫山，在碼頭上當打包工。1862年進巴黎最大的阿塞特書店當包書工。這時，他開始寫作短篇小說，並在兩年後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說集《給妮儂的故事》。翌年，再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克洛德的懺悔》。左拉的文名傳開之後，轉而投身新聞界當記者，先後給“大事報”、“費加羅報”等撰稿。

1868年，左拉花了8個月時間在圖書館大量閱讀生理學、心理學和進化論等方面的書籍，開始把科學實驗方法應用於小說創作，從寫實主義逐漸發展為自然主義。他的長篇小說《德茉斯拉甘》和《瑪德茉娜費拉》，均以生理原因解釋主人翁的行為。接著，他又把遺傳學理論應用於代表作系列小說《盧貢--馬卡爾家族》之中。1877年，該系列的《小酒館》問世，轟動文壇。1880年出版《娜娜》，因而致富。1885年則以描寫礦工苦難生活的長篇小說《萌芽》，使自然主義在法國文壇上成為主流。

1894年，左拉在完成《盧貢--馬卡爾家族》最後一部《巴斯家醫生》之後開始新的長篇小說三部曲“三城市”（《魯爾德》、《羅馬》、《巴黎》）。這個系列小說的主題在揭露羅馬天主教會的卑劣行為，具有強烈的社會主義意識。是年九月德雷福斯冤案發生，左拉發表了一連串的文章為他鳴冤，本片的劇情重點正是此案。

在三名編劇（諾曼．雷利賴恩、海因茲．赫勒爾德、格澤．海茲格）精簡地篩選素材之下，本片從左拉在貧困中進入阿塞特書店工作開始發展劇情。不久，左拉的第一本長篇小說《克洛德的懺悔》接獲檢察官的正式警告，說此書有害公眾道德，以後不能再寫類似作品。老板拉羅強迫左拉停止寫作，但左拉不肯俯首聽命，寧願被解雇。

此後，左拉深入社會底層，對貧苦大眾的非人生活作了不少報導。一次，左拉助妓女娜娜逃脫警察的追捕，並從娜娜口中聽到了她的悲慘身世。兩年後，小說《娜娜》出版引起了轟動。左拉意外地發了大財，他卻並未忘記苦難的娜娜，親自送書及一筆巨款給她，讓娜娜感激地流下了高興的淚水。

左拉從貧困到致富的過程，導演以相當精簡濃縮的手法來交代，甚至寫作著名小說《娜娜》的傳奇性背景也沒有多作戲劇性渲染。在《娜娜》一書出版後，僅以一個長拍特寫鏡頭拍攝左拉一連串作品的類別，就跳過了十多年的歲月，跟著風格一變，改以相當細膩的手法專心描述德雷福斯上尉的冤案。

原來在1894年，法國情報單位截獲了一封告密信，內容是向敵軍普魯士報告法國的炮兵力量。法軍高層為此大為緊張，展開秘密調查。結果，參謀本部的亞弗烈德．雷福斯上尉因為是猶太人，而且在薪俸之外又有額外收入，遂被認定是出賣情報的叛徒，遭軍方佈下陷阱將他逮捕。儘管德雷福斯聲嘶力竭地大呼：“我是無辜的！”但法院仍將他判決叛國罪。

在此一轟動大案發生期間，已經名成利就的左拉仿如事不關己的局外人。他在事件的發展接近終了時才再次現身銀幕之上，但只是跟妻子到菜市場買大龍蝦，而不是像左拉生平大事記所言：熱心地發表一系列文章為德雷福斯鳴冤。編導“歪曲史實”的目的主要是基於戲劇作用，將時間相隔了4年的左拉挺身辯護之舉集中在“我控訴”的公開信出現時一次爆發；同時，此舉也可以讓德雷福斯太太登門請求左拉替其夫鳴冤時增加一點迂迴曲折的趣味，使左拉從最初只想明哲保身，到後來無奈地閱讀德雷福斯太太遺下的翻案資料，最終決定挺身而出發表“我控訴”，整個心理轉變過程形成一種劇力漸增的層次感，可以說是古典電影慣用的常規手法。不過，本片既然名為《左拉傳》，那麼左拉在這段期間完全反主為客淪為配角，而法國軍方將領和德雷福斯兩夫妻反而成為支配全局的主角，編導在取捨上未免顯得失去平衡。

自從德雷福斯上尉被單獨囚禁在孤島的監獄後，導演用疊印年份字幕的簡潔手法將劇情發展迅速推到了1898年。當時，皮柯特上校發現了新的密函，證實步兵軍官柯斯特拉齊才是真正的叛徒，而德雷福斯是冤枉的。他將此事向將軍報告，將軍為了掩飾軍方醜聞，竟然命令皮上校不得洩漏此事，並且迅速利用“升職調離巴黎”的籠絡方式來封住皮柯特的嘴巴。

劇情發展至此回到主人翁左拉的身上，因為德雷福斯太太登門求救，要求廣受法國人民尊崇的大作家左拉出面主持正義。本來已經耽於安樂生活的大作家被此一突發事件刺激，重新找回了年輕時的良知與豪情，決定針對此事發表一篇致總統的公開信，標題是“我控訴”。導演彷彿是為了補償保羅．穆尼，讓他有一個大展演技的機會，竟然用一連串近景和特寫鏡頭拍攝左拉在好友面前朗讀“我控訴”的全文內容，時間長達5分鐘以上。這份文獻的重要性固然不言可喻，保羅．穆尼的表情也是音容並茂，充份表現了左拉這位大作家的良知和勇氣。但是作為一部娛樂電影，如此直接的表現手法卻有如向觀眾強迫說教，作法並不見得高明。

當劇情發展進入了法庭訴訟的高潮戲之後，導演再次讓“事件”蓋過了 “人物”。大部分的時間，控訴人左拉只是默默地坐在前排聆聽審訊，代表左拉的律師和全力維護軍方利益的主審法官反倒成為唇槍舌劍的主角，在戲份分配上再次失卻了平衡。幸好編導對政府勢力意圖隻手遮天，利用不公平的遊戲規則處處打壓律師與證人的表現作出了尖刻有力的諷刺；而軍方頑固份子收買流氓鬧事的卑劣行為，和左拉不畏強權威脅堅持我行我素的高風亮節也作出了鮮明對比，使整段法庭戲的內容顯得相當豐富而緊湊。而在審訊場面的最後，編導再次讓左拉來一段鏗鏘有力的結辯，對白和表演都相當精彩，但同樣犯了拖得太長之弊。

德雷福斯冤案並沒有因為左拉的主持正義之舉而平反，左拉本人反而因為觸怒當局而被判一年徒刑，於入獄前一天匆忙逃到英國去繼續寫文章抗議。直至法國新任陸軍部長卡發奈將軍重新調查案情，原來掩飾真相顛倒黑白的將領才俯首認罪，辭職下台，而德雷福斯也得以回到軍中恢復名譽。左拉此時雖已步入老年，但卻感覺重新回到充滿理想和激情的青年時代，腦袋中有不少新的寫作計劃，可惜不久就因煤氣中毒逝世。消息見報之日，正是德雷福斯獲頒勛章之時。一死一生的交替，道盡了多少人生的無奈。

以今天的眼光來重看《左拉傳》，發覺本片之敘事手法已有點落伍。作為一部傳記電影，編導對主人翁的生平事蹟和感情世界的刻劃也過份簡單，劇情重心完全放在德雷福斯冤案事件上。因此本片要是能修改片名，乾脆以“個人道德良知對抗國家頑固勢力”為劇情主軸的法庭電影來處理，則其藝術成就應不僅只是歌頌偉人風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