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不只是娛樂、是藝術、更是一種最真切的文化載體。不管是嚴肅探討人生的藝術電影，還是只是為了賺錢而拍的商業電影，每一部作品其實都會反映出創作者的人生觀，以至更深層的民族文化特色。最近在台公映的兩部題材類似的倫理電影，主人翁的窮困處境十分相近，但他們的反應行為卻南轅北轍，明顯地讓人看到了中美民族性的重大差異，那就是譚家明導演的華語電影《父子》和蓋布瑞．穆契諾導演的英語電影《當幸福來敲門》（Pursuit of Happyness）。

《父子》在去年的金馬獎獲得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郭富城）和最佳男配角（吳景滔）獎；《當幸福來敲門》在今年獲金球獎和奧斯卡雙影帝提名，都屬於製作認真、感人肺腑的佳作。但本文有興趣討論的議題，不是兩片在藝術表現上的優劣，而是片中的兩對父子關係為什麼會差那麼多？

當一個人霉運當頭、被現實的困頓逼得走投無路時，最能夠考驗那個人的本性：到底他是人生戰場上勇於面對問題並盡力解決的成功者？還是自怨自艾始終逃避現實的失敗者？《父子》中的父親郭富城，原來也是愛家愛子之人，有一技之長的小廚師，本性不壞，只是脾氣暴躁又愛賭，以至丟了工作，老婆又偷偷跑掉，他還被黑幫追債，最後落得無家可歸，甚至要媒介色情抽佣和強迫兒子當小偷來解決吃飯的問題。這樣的父子關係，當然只能以「兒子痛咬父親耳朵」的天倫悲劇收場。

相比之下，《當幸福來敲門》中的父親威爾史密斯的性格特質就要正面得多。他是一位投資失敗的推銷員，家裡堆積了一大批獨家代理的「骨質疏鬆掃瞄儀」卻賣不出去，因此收入十分拮据，妻子無法忍受下去，決定離家遠赴外地工作。妻子自願帶走五歲的獨子加以照顧，但史密斯堅持不肯放棄兒子，生活再艱難他仍然想做個好父親。史密斯當然很清楚他要維持「男性自尊」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所以每天都是蠟燭兩頭燒，累得像狗一樣，但他始終咬牙硬撐，奮力衝刺，縱使落魄到要睡在公廁過夜也不肯離棄兒子，因為他沒有把兒子看成是包袱、是累贅，而是從心底裡把他當作自己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寶貝！結果，史密斯撥雲見日，為自己爭取到正式的證券營業員工作，幸福的明天終於來臨。

這兩個父親的不同際遇，固然跟他們個人的性格有很大關係，但是否僅此而已？我認為不然。中國文化中的父權意識、死要面子、逃避主義等等根深蒂固的劣根性思想，都扮演了很重要的「幫兇」角色。傳統的中國父親，習慣於將子女視為他的「財產」，他喜歡怎樣支配就怎樣支配。子女的自主意識，他是不會尊重的，因為他壓根就認為你跟他不平等，你甚至只是一種「物」而不是一個「人」。「父母之命」彷彿就是子女的聖旨，如敢違抗就用「不孝」的大帽子壓下來，而其他不明就裡的旁觀者也會亳不例外地先指責「不孝子」，而不去探究道理本身的誰是誰非。在這種只問階級不問真理的文化環境下，中國人遂習慣於做「順民」，普遍欠缺「堅持維護原則、誓死抵抗不公不義」的真勇士精神。《父子》中的父親敢於強迫兒子去當小偷而不是自己去當小偷，讓兒子去冒被捉的風險而不是自己去冒風險，正是這種父權意識的具體反映。另一方面，極不願意去偷錢的吳景滔為什麼不敢違抗父命呢？他愛郭富城固然是一個重要原因，而更主要的還是前述的「不平等父子關係」在作祟。假如吳景滔把他的忍無可忍情緒提早爆發，在郭富城逼他躲進民居偷竊時就張口咬他耳朵，而不是留到悲劇已造成後才在教養院咬他，也許這個自私的父親會早點驚醒，大錯也就不會鑄成了！

這個不負責任的父親可恨之處還不止此，他逃避養育責任不去找工作解決生活問題也就罷了，在強迫兒子當小偷失風被捕之後，竟然不敢出面搶救兒子，那怕一齊被捉送官，而是只顧自己的安全一走了之！一個男人做人做到這步田地，夫復何言？其實，中國人碰到解決不了的問題時，「一走了之」幾乎已成了標準答案，太多的例子不勝枚舉。從王又曾到施明德（他們正好都往美國跑，而他倆的名字會在這種情況下被擺在一起也實在可嘆），不都說明了中國文化中「逃避主義」的為禍是如何嚴重嗎？「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這句名言，真是把中國人害慘了！中華民族想要真的讓人看得起，勇於面對問題是第一步。

回過頭來看看美國的黑人父親威爾史密斯，他當然也有文化上的弱點，例如過份天真，過份信任別人。這種對人性的樂觀假設，使他把價值不菲的掃瞄儀輕易寄托給路邊獻唱的嬉皮歌手保管，害他幾乎因此陷入經濟絕境。但史密斯面對這種困局時的反應，不是怨天尤人，更不是打小孩出氣，而是放亮雙眼到處留意「賊贓」。天助自助者，就在史密斯山窮水盡時，他找回了失去的掃瞄儀，並盡力將它賣掉，解決了生活過不下去的危機。儘管自己再餓再累，他始終把兒子的幸福放在第一位。當觀眾看到史密斯抱著兒子像拼命三郎般在教會搶免費床位時，能有幾人忍心痛責這個「失敗的」父親？

在職場上，史密斯始終保持「正面思考」，在處於劣勢的環境下，不斷運用自己的長處（如：征服魔術方塊的數學天份、熱情開朗的個性、急智的反應）力爭上游，為自己創造機會，終於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個正式的證券營業員，從此成功脫貧。史密斯個人的努力固然值得肯定，而美國社會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只論實力表現而不管其出身或打扮得漂不漂亮等勢利眼因素，也是使小人物得以實現「美國夢」的一個重要因素。

（原刊《台灣公論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