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電影觀衆眼中，全世界頒發的電影獎可能只有一個值得信賴，那就是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頒發的「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The Academy Awards），簡稱「奧斯卡金像獎」（The Oscar）。何出此言？

試看看，只要是獲得奧斯卡金像獎提名的電影，在全球各地的媒體上就會獲得大幅報導，影片的票房跟着水漲船高，自有不少觀衆慕名前往捧場。若是被提名的影片或個人最後得了獎，那就更加像鍍了金一樣身價百倍。可見，一部電影只要得到「奧斯卡」的證書，就有如取得通往「票房」的通行證。而觀衆對金像獎提名和得獎電影的品質信賴，則是支持這張通行證在電影市場上通行無阻的主要因素。

相對之下，其他各式各樣的電影獎或國際電影節的得獎名單，在電影觀衆的心目中就欠缺這種公信力。無論是所謂世界三大影展的「坎城」（康城）、「柏林」、「威尼斯」、或是「東京」、「南特」、「鹿特丹」等各具特色的國際電影節，儘管在舉辦期間報刊也會有相關的報導，但影迷卻始終抱著隔岸觀火的態度，一點也無法點燃起他們對得獎電影的觀影熱情，有時候甚至會産生「國際電影節得獎的電影就代表不好看」的反效果。

爲什麽會産生那麽大的落差？難道只用「崇美」兩字就能解釋一切？當然不能。 筆者花了多年時間來鑽研歷屆金像獎最佳影片的藝術成就與其得獎原因，陸續寫成這本《金像獎最佳影片欣賞》，並在寫作期間不斷思索相關的問題，也算得出了一些心得，不妨在此提供諸位參考。

基本上，造成奧斯卡金像獎在觀衆心目中鶴立雞群的最主要原因，是它的「評獎方式」----由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的全體會員（五千多名）投票選出每一項的入圍者與得獎者，而不是像其他電影節那樣，只由數名至十數名評委組成的評審團就掌控影片和個人得獎與否的生死大權。因此，奧斯卡的得獎可以說是一種「電影民意」的反映，而其他電影節的得獎則往往只是反映了「少數藝術精英」的意見。在這個「人人都自認是專家」的自我膨漲年代，所謂的「精英意見」並不容易教人信服，遑論會産生爲得獎作品的觀賞價值「背書」的效果。

再說，負責票選奧斯卡的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會員，雖然與應邀擔任其他電影節評委的代表同樣是電影界的專業人士，但他們評選電影的方式卻頗有不同。奧斯卡金像獎的評選方式是公開而明確的：凡是在上一年度於美國洛杉磯地區上映過的影片，都有資格報名（外語片項目則由各國政府或當地電影界選送一部作品代表參加）。這些已經報名的影片，分別由學院隸屬的十三個分會（製片人協會、導演協會、編劇協會、演員協會、攝影師協會、美術師協會、剪輯師協會、錄音師協會、音樂師協會、公共關係人員協會、行政管理人員協會、臨場一般工作人員協會、短片製作人員協會）各依其專業項目投票選出每一項的入圍者（一般是每項五名入圍，亦有不足五名者，原則是寧缺勿濫）。入圍名單公佈後，再由學院安排各提名影片作多場放映，近年來並採用「分送錄像帶給投票者」的方式，讓各會員都有機會看到提名影片。之後再由各分項協會的會員就其專業項目選出各單項競賽的得獎者，而「最佳影片」一項則由全體會員投票選出（「紀錄片」與「外語片」項目之「最佳影片」則由學院特別組成的專門委員會負責選出）。整個投票過程完全保密，每張選票交由洛杉磯的一家「瓦特豪會計公司」秘密統計，在頒獎典禮上才正式揭曉。由於整個評選過程完全公正透明，而且由數千人同時參予，個別人士根本無從操縱得獎結果。因此，不但全球影迷都會期待奧斯卡頒獎典禮上揭曉得獎名單的那一刻，連賭徒都因爲相信奧斯卡評選結果的公正性而把這個獎的得獎結果拿來大賭一番。

對比之下，其他電影節的所謂「精英評審制度」卻大多缺乏一套可長可久的評審標準和評選方式，每一屆的電影競賽幾乎都會因爲評審委員組成的不同而出現風格不统一的得獎結果，充滿了「人治色彩」。更因爲評審團的人數有限，比較容易運用「人情關說」或是「金錢收買」等不正當手段來左右得獎結果。某些電影基於政治上或經濟上的考慮而在各大電影節上暗中運作得獎的傳聞近年來不斷傳出，使這些當初以「藝術競賽」爲號召的國際電影節評獎活動變得越來越不可信賴。反映在眼睛雪亮的觀衆眼中，就是對這些得獎影片「投反對票」----不到戲院看它。因此，這些電影節的「權威地位」也就日趨低落。

其次，對於評選電影的「選擇標準」，奧斯卡金像獎也正好兼顧了「雅俗共賞」的中間路線，使最大範圍內的觀衆願意認同和接受學院會員們的選擇。

那麼，若說到「電影民意」，則直接訴諸廣大電影觀衆的票選活動似乎更具有代表性。然而，這些純粹根據觀衆個人喜好、或一時情緒、或流行風潮等因素而得出來的電影票選結果，幾乎都毫不例外地只是爲一些賣座電影和票房巨星錦上添花而已，跟「電影藝術」的成就毫不相干。奧斯卡獎的投票者可不是「一般觀衆」， 而是對電影藝術和電影技術都相當瞭解的「專業觀衆」。退一步來說，就算他們對某部影片或某位個人投出的一票都是基於「個人偏好」，這個「偏好」也是基於電影專業上的考慮而造成的。因此，奧斯卡的得獎結果有時候固然也會爲巨星巨制錦上添花，但也經常會爲那些本來比較弱勢、比較不爲人所知的文藝小品或獨立製片爭取到鯉躍龍門的出頭機會。例如描寫兩個英國人參加奧運會賽跑的英國片《火戰車》，主角既無藉藉之名，導演也是新秀，加上影片拍得十分紳士風度，高雅而不煽情，要不是獲得奧斯卡獎的肯定，在全球電影市場上恐怕凶多吉少。結果，此片擊敗同屆角逐的娛樂巨制《法櫃奇兵》和巨星主演的政治史詩片《赤色份子》，以大黑馬姿態當選第54屆金像獎最佳影片。《火戰車》的英國製片人大衛‧普特南曾公開表示「對此片榮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獎感到意外」，由此可見，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的會員們向全球影迷推薦好片的貢獻是難能可貴的。

若將歷屆奧斯卡最佳影片獎的得獎結果放在一條歷史的長河上觀察，更可以發掘出這個電影獎容易取得觀衆廣泛共鳴的心理因素，因爲它總是敏銳地反映出當年的流行趨勢和大衆心理，爲觀衆適時提供一個心靈寄託或是指路明燈。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民眾在社會秩序重建時產生了各種適應不良的現實問題，於是奧斯卡獎接連三屆選出了「社會問題片」頒予最佳影片獎，依序是：探討酗酒問題的《失去的周末》（1946）、反映退伍軍人復員問題的《黃金時代》（1947）、批判社會上反猶太人現像的《君子協定》（1948）。這些得獎片不見得都是當年參予角逐的影片中在藝術上表現得最優秀之作，但卻跟美國當時的社會氣氛和觀衆關心的話題最貼近，因此能夠脫穎而出，成爲美國電影創作者藉奧斯卡評獎活動表達其社會關懷的一種方式。好萊塢在滿足觀衆「追夢」心理之餘，有時候也會喚醒觀衆關心他們所身處的社會現實。

又如在1970年代初期，「幫派犯罪」和「吸毒問題」成爲美國社會日趨泛濫的社會議題，奧斯卡獎竟然一連4屆將最佳影片獎頒予：警探追捕毒販的警匪片《霹靂神探》（1972）、黑手黨家族犯罪史詩《教父》（1973）、老千之間互相鬥智的犯罪喜劇《刺激》（1974）、以及刻劃黑手黨家族第二代有意將幫派企業化的《教父續集》（1975）。這種不約而同的評獎結果，鮮明地反映出奧斯卡金像獎緊貼社會脈動的程度，絕非那些小圈子評獎可比。

到了1970和1980年代交替的時刻，「新女性主義」在美國勃興，婦女經濟獨立和追求自我的意識高漲，對美國家庭制度帶來不少衝擊，於是接連出現了《克拉瑪對克拉瑪》（1980）和《凡夫俗子》（1981）這兩部家庭問題片在奧斯卡獎上掄元，也帶動了廣大的美國觀衆對家庭危機的重視，發揮了電影「寓教於樂」的社會教育功能。

而經過1980年代的「雅痞風潮」和「名牌消費熱」之後，美國民衆隨著經濟不景氣時代來臨，産生了一股「精神環保」的新的心理需求，紛紛從追求物質滿足轉而靜下心來作心靈上的反省。於是，代表美國歷史傳統的西部片再次受到重現，爲白人向少數民族贖罪的《與狼共舞》（1991）以及爲小人物爭取人性尊嚴的反英雄西部片《殺無赦》（1993）先後獲選奧斯卡最佳影片，而新的時代英雄竟然是強調心態簡單、思想與感情從一而終的弱智者阿甘。有些人在《阿甘正傳》（1995）獲獎時批評奧斯卡觀念保守，殊不知那正是一個「新保守主義時代」，「保守」正是當時美國社會的主流思想。《阿甘正傳》因爲準確地掌握了時代脈動才能引起廣大觀衆共鳴，在美國創下3億美元以上的票房佳績。奧斯卡獎的推波助瀾，其實是在時代大潮之上順水推舟而已。

跟《阿甘正傳》同一年出現的《黑色追緝令》其實也有另一番風光。鬼才編導昆汀‧泰倫提諾以個性鮮明的前衛敍事手法創造出後現代電影的新高峰，在法國坎城國際電影節勇奪最佳影片獎。當他上臺領獎時，台下有人鼓掌喝彩，但也有不少人大喝倒彩，對這項得獎結果大表不滿。可見《黑色追緝令》代表的是前衛電影藝術的成就，精英評審們在追求藝術創新的原則下將桂冠授予此片並非不合理，只不過一時之間無法獲得一般觀衆認同而已。所以，《黑色追緝令》在奧斯卡金像獎的角逐中輸給《阿甘正傳》，票房成績也大有不如，反映了美國電影工作人員和一般觀衆的普遍看法。

畢竟，電影是拍給一般觀衆看的。製作成本低廉的「另類電影」和「個人電影」當然應該擁有他們的生存空間，但一般主流電影卻時刻不能淡忘觀衆的存在。奧斯卡金像獎準確地反映了觀衆的需要，所以也獲得觀衆的廣泛認同。正如歐美文化界近年來盛行的「讀者反應理論」所言：「文學作品的價值並非客觀存在於作品本身，而是在讀者閱讀作品時産生的反應上。」主流電影的價值，亦可作如是觀！（原刊《奧斯卡最佳影片欣賞》一書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