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冬天時，一輛蒸氣火車載運著赭紅色的千年巨大檜木，由剛剛築好的阿里山森林鐵路，緩緩下抵了嘉義北門。這條高山鐵道的出現，意謂著1900年發現阿里山檜木原始林後，砍伐台灣高山森林的時代，正式登上了台灣自然生態破壞的舞台。
從此以後，阿里山、八仙山和太平山三大林場陸續成立，也陸續有森林運材火車的輸送。緊接著，還有林田山、木瓜山、大雪山等。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結束，國民政府遷台後，砍伐的範圍更擴及全台，造成日後中海拔以下幾無原始森林的環境。
同一個時期，從清朝末年以來的低海拔森林開墾也從未停止。除了種茶，十九世紀以來的樟樹砍伐，更因山區原住民被日本人征服了，拓墾的面積更加擴充。1920年代時，台灣的樟腦產量高居世界第一，可見樟樹的砍伐有多麼劇烈。同一時間，其他闊葉森林的樹種也遭到大面積的濫伐。
林木的砍伐，完全是建立在世紀初全面的土地調查，以及林野調查事業的完成。這是日本人征服台灣的基礎工作。相對的，大規模的生態環境破壞也開始了。除了山林的開發，低海拔農耕地的拓墾也更加全面。不論蔗田、稻田、地瓜、鳳梨和茶園，清朝開闢三百年的自然破壞，還不及日本三十年的墾殖。
1925年時，穿越桃園台地的桃園大圳修築成功，有效地截取大漢溪的溪水，灌溉了桃園地區的農田。這條大圳的出現，讓更多的水塘和農田出現在這處丘陵起伏的環境。相對地，改變了整個地區客家人的農作生產型態。
八年後，更為浩大工程的嘉南大圳竣工，穿越了島上最富庶的嘉南平原。它利用濁水溪和曾文溪的河水，灌溉南北兩地的農地，廣泛地拓展了稻田面積。另一方面，在總督府的指導下，農民不斷地在土地上改良農耕方法、驅逐病虫害，和大量施灑肥料。
從此以後，台灣稻米、甘蔗和雜作的產量倍增。相對的，十五萬甲的平野幾乎全部拓墾為農地，嘉義以南的莽莽荒野幾乎消失。到了這時，在日本台灣總督府大力督促的開發政策下，還有日本財團的介入，形成難以想像的急激躍進。台灣不再自給自足，而是走向商品經濟化。
不過，比起太平洋戰爭後的農村和山林景觀。這些環境的變化，都還只是小小的開頭。
日治時期，土地是地主的，再分給佃農耕作。大面積的耕作不太細膩，土地還有休耕的機會。到了太平洋戰爭結束，換國民政府統治後，實施「耕者有其田」。這是一項對貧民的善意，但在水源問題逐一克服，肥料更易獲得後，農田的耕種已經朝精緻化發展。每個人都努力地耕作，增加生產。土地利用更密集下，壓力也變大，幾乎沒有喘息的機會。
一種努力建設家園、拓墾山林的意識也在這時隨著政策悄然形成，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更加深遠。譬如，1956年石門水庫開始動工，就被稱許，廣泛灌溉農田，發展電力，防止洪水，將來還可以發展觀光事業。
此後，水庫不斷地出現，成為政府宣傳偉大建設的重要象徵。我們看到的都是這樣征服環境的自強意識。經濟開發遠甚於一切。在這些時期，經常可看到一種類型的大廣告看板，內容是英姿煥發的士農工商抬頭挺胸，背景是數根巨大煙囪冒著濃煙的工廠，或者是高大的水庫矗立著。旁邊則寫著：「建設台灣、光復大陸」之類的反共標語。
在這種意識裡，山林也形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自然資源。到了1960年代時，林務單位才正視到森林的砍伐可能過度了，林木資源正在消失，林場被迫關閉。可是，大面積的造林政策，卻繼續因循日本人的錯誤觀念。單一林相的柳杉仍廣泛栽植，完全忽視了台灣特有的複雜森林原貌，形成了二度的山林災難。
由於物質貧困，大家要追求富裕的生活，如火如荼破壞的生態環境始終被忽視。濃密的煙霧不是污染，反而是積極建設的表徵；高大的水庫也不是生態毀滅，它們都是國家富裕的新希望。這樣的觀念直到1970年代十大建設時，多數人還深信不疑。
台灣生態意識的啟蒙是由下對上，從知識份子人文關懷的角度開始發動的。
第一波在三十多年前。1970年元月時，美國引起震撼的環保名著《寂靜的春天》，在台灣最大的報紙連載，只可惜這本書叫好不叫座。1970年代中期，東海大學生物林俊義教授在環境科學中心的雜誌曾數度提出反核觀點文章，但反映也如水中漣漪，未激起幾絲波瀾。
第二波在1980年元月初起頭，韓韓、馬以工女士發表《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專欄，呼籲保護紅樹林、東北角海岸等文章後，終於引起輿論的廣泛迴響，成為一個重要的轉捩點。
大家開始關心自然生態問題了，比如，1984年秋天時，台北近郊的關渡，就吸引了上萬名市民進入這塊沼澤地賞鳥。此後，賞鳥、觀虫等戶外自然觀察在台灣蔚為風氣，並且有各類生態組織和文史社團，紛紛在各地出現，成為地方社區的重要資源。
同一年，有四座國家公園成立。台灣有十分之一的土地劃分在國家公園內。但是，這些生態保育的聲音、浪潮，都無法和同時爆發出來的公害污染問題比擬，環保問題不僅直接影響到生態環境，也衝擊到民生生計，因而受到國人的高度矚目。
1986年6月，鹿港小鎮即發起了一樁反杜邦運動，一萬多名當地的居民和環保團體人士走上街頭示威。當地鎮民不歡迎這個擁有高污染潛在威脅的企業到鹿港設廠。這項運動是台灣環保運動的發端。此後，自力救濟的環保運動不斷，形成社會動盪、脫序的重要因素。
其實，到這個階段台灣的土地也已千瘡百孔，形成「國在山河破」的惡質環境。20世紀最後二十年時間的破壞，遠遠超過早年人們在台灣的生活，可能把21世紀台灣的生活品質都提前花費了。
舉其重要者，諸如整個島上高達五萬家以上的工廠無廢水或空氣的除污處理。農田農藥面積的使用率高居世界第一。城市的空氣污染則平均是歐美國家的六、七倍。更因台灣養殖業嚴重超抽地下水，造成年年海水倒灌的危機。
九○年代起，經過大規模的環保運動和環境立法，許多高污染的小型工廠不再運作，或是繼續投資時，必須正視環境污染的防治。但悲哀的是，在政府的經濟開發政策下，一些石化工業的大財團繼續進行著更大面積的環境威脅，高危險的核能發電也有可能繼續冒險籌建。更迫在眉睫的是，垃圾污染、海岸溼地消失、山坡地濫墾等問題愈發嚴重。
我們的土地倫理不僅喪失，未來也蒙上多層陰影。台灣的生態本來就不只是環保問題，亦是政治問題。但不論哪一面向，都未留給後代一些希望。
1992年秋天時，始終被忽略的生態保育才有了新的契機。好幾家台灣報紙的頭條都刊出一隻黑面琵鷺被獵人殺害的消息。這是台灣的野生動物首次出現在報紙頭版頭條。為什麼一隻黑面琵鷺死了，會引起如此大的震撼呢！原來，前一年澎湖漁民虐殺海豚的殘忍畫面，在全世界各地播出。同時，國外激進保育團體製作「Made In Diewan」控訴廣告，在歐美的電視台出現，呼籲歐美人士拒買台灣商品。台灣因為屠殺動物已經惡名遠揚。除了環境污染，政府不得不正視野生動物的生存權利。
不過，保護單一物種的效果有限，更無法阻止生物的毀滅速度。20世紀末時，許多台灣有心人士，提出生物多樣性的概念，呼應了這個全世界生態專家的共同關心的議題。透過這個觀點，台灣必須有更大的生態範圍保護既有的生物，保存最大且最多的物種，留給後世孩子，這是永續台灣的唯一之道。到了新世紀，台灣的生態問題和世界正在慢慢地靠攏。
巧合的是，年底時，台灣還發生了大規模的森林請願運動，主題是保護棲蘭檜木森林。這波請願運動的背後意義相當深遠，它意涵著這個世紀以來，我們對山林的長期漠視和愧疚，正在重新反省世紀初發現檜木後的森林濫墾。同時，隱含著對下個世紀森林環境復育的期待，渴盼最大的破壞，就此結束於這個世紀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