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 具體的說，改稿者的職責在於讓每一篇稿件的切入角度符合媒體編輯政策（如允不允許使用「混蛋」「禽獸」之類情緒性評語）、呼應版面主題（如總統參觀地方文 史活動的新聞，放在選舉版或文化版，強調的重點應有不同）、確認格式統一（如數字是否使用國字、稱對岸「中共」還是「中國」）、能被讀者看懂（背景是否交 待清楚、專有名詞是否解釋清楚）、能夠吸引讀者（主題是否清晰、案例是否動人、文筆是否流暢）。

這樣的工作，在小型媒體可能由編輯一人負責，在大型媒體則可能由編輯與核稿和各級採訪主管共同承擔；在刊期較長的週刊或月刊，可以較仔細進行，在刊 期較短的日報或網路即時新聞中，只能快速進行（日報編輯常常沒時間仔細改稿）；有些媒體，改稿者直接動筆修改，有些媒體則由改稿者與記者討論後，由記者自 行動筆修改。職權劃分和運作模式儘管不同，目標同樣在於改出有重點、吸引人又不違編輯政策的稿件。

也許還是有記者質疑，編輯承擔得了這樣的責任嗎？記者可以舉出許多編輯出錯的例子，指謫編輯程度太差、不能勝任。然而，新聞工作瞬息萬變，編輯出錯 機率就和記者出錯一樣，單說幾個極端的案例不足以否定編輯存在的價值，就像編輯也可以舉出許多記者出醜的案例，但不能因此否定記者的專業和存在價值。

編輯和記者應該藉由不斷的相互提醒，幫助彼此將錯誤率降到最低，而非相互否定。許多編輯和記者常將自己出的糗稱為「忙中有錯」，將對方出的糗稱為「程度太差」，這種「嚴以待人、寬以律己」的作風必須要改。

讀者文摘一九九七年三月號曾刊登一篇題為「我的編輯師父」的文章。一位記者回憶自己入行時，在一家海軍雜誌工作，碰到頭髮斑白的編輯，老編輯桌上擺 著兩本大字典，最常訓人的話是：「遇上不會拼的字，拜託查一下字典」。這提醒記者回到根本，不斷檢視自己的用字遣詞、起承轉合，也因此逐步發現文字之趣， 並以此成名，被大報挖角。他感謝老編輯的啟蒙，跳槽後仍繼續請益。

老編輯退休後，記者還常到他家去請教。終於有一回，老編輯再也受不了了，透露了掩藏多年的秘密，原來，老編輯根本是外行，莫名其妙被安插到編輯位子 上，因為常常看不懂記者在寫什麼才查字典，也才要求記者查字典，老編輯告訴記者：「我用來磨練你的那塊金剛砂，多半就是你自己」。儘管如此，記者仍認為老 編輯是他遇到過的最了不起的編輯，因為老編輯讓他明白，語文是精確的工具。

正因為追求精確，一百年前的新聞教科書就已經闡明編輯改稿的重點：必須「刪削之、修潤之」（松本君平，1903），「於稿中語涉誹刺攻訐之處，尤兢兢焉」，「苟一新聞，涉及一報政策，則訪稿中何者宜顯、何者宜隱，所取之態度應何？」也要由編輯拿捏（休曼，1913）。

也因為追求精確，即使在部落格時代暢言「每個公民都是記者」的網路新聞推動者，也從不省略編輯的角色。例如，Steve Outing指出，公民新聞仍需「由編輯作門面上的修飾、改正錯誤、檢驗潛在的問題處理。」，We the media作者Dan Gillmor也透露，自己寫的稿件若未經編輯檢視，他總不能放心。

編輯不必比記者內行，但必須不斷提醒記者回到新聞傳播的根本：用讀者看得懂的文字，寫出對讀者有助益的訊息，並且兼顧媒體政策和國家法律。

只要掌握基本要領，即使是讀者文摘所述的那種外行老編輯，都能幫助記者寫好新聞。台灣絕大多數的編輯遠比那個老編輯專業，只要認真做好把關工作、與記者相互尊重，一定能夠做得比他好，一定能夠幫助記者寫出更精準的稿子、幫助讀者看到更精彩的新聞。

又：

我在輔大指導學生經營《生命力》公共新聞網時，發現報社的改稿模式不太能夠幫助學生改良寫作，於是逐步發展出一種我們稱為「共識改稿」的制度，我們的想法和作法如下：

傳統媒體為了快速生產資訊，採取線性改稿模式。以報社為例，記者完成稿件後，交給召集人，召集人核閱後送交組長，然後交給採訪主任、總分稿、總編 輯，最後交由編輯處理，這個過程鮮少回饋。也就是說，一個記者直到稿件見報才知道被修改成什麼樣子，至於稿件為何被修改，他只能猜測、揣摩；許多記者因為 沒有能力看到自己的問題，而一再重複犯錯。

為了讓記者能夠真正的從做中學，《生命力》捨棄傳統實習媒體由老師動筆為學生改稿的作法，轉而發展多向互動的共識改稿制。所謂共識改稿分為五個步 驟：一、記者將稿件上網貼進發稿系統，主編、總編輯、社長和老師分別上網審閱稿件；二、主編、總編輯、社長和老師開改稿會議，依序由主編、總編輯、社長表 示意見，然後再由老師講評並做結論；三、主編將改稿會議決議寫在發稿系統上，並當面向記者轉達，記者若有異議，可依序與主編、總編輯、社長、老師討論，直 到達成共識為止；四、記者依共識進行改稿作業；五、主編檢視記者的修正稿是否充分落實共識，若有未臻完善之處，再與記者討論，要求二度改稿，記者若有異 議，可再與主編、總編輯、社長、老師討論，直到新共識形成並充分落實為止。

這個共識改稿制，強調意見的交流與落實，在不斷討論過程中，彼此的經驗與知識得以分享，教學效果頗佳。我在每學期最初數週，需要花相當多的時間親口 向學生解說稿件的問題，並提出建議。但隨著記者、主編、總編輯、社長的日臻成熟，稿件問題愈來愈少，即使有問題，不待老師發言，主編、總編輯、社長就能立 即看出，予以糾正。到了最後數週，即使老師不出席改稿會議，學生也能把稿件改好。

（迴響請到「阿孝札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