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瑞典傳真)】

　　瑞典學院的歷史上不乏「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的確，瑞典學院雖然有作家、文學理論家或文學專家，卻從來沒有出現過大理論家或大思想家。

　　人們通常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是由瑞典學院的十八名院士評選出來的。實際上，數年前，伊朗政府懸賞追殺英藉印度作家盧西迪時，全球許多作家紛紛抗議，瑞典學院不予介入，結果就有三名院士出於不滿而退出學院，後來補選了一名院士。2005年諾獎公布之前兩天，安隆特院士又聲明退出，十八把交椅空了三個座位。院士原本是終身制，人選院士時每個人都要簽署條例和宣誓。今天的評論者認為，這一古老的條例應當加以修改了。

　　依照學院規定，諾貝爾獎的最後表決，只要十二名院士出席，過半數的贊成票就能生效。學院的某些語言學家和歷史學家，對文學並不感興趣，有時不大參與評選。安隆特教授在「盧西迪事件」之後，同情三位退出者，從此疏遠了諾獎評選工作。他針對頒獎給葉利尼克對瑞典學院發難，是他今年通讀了葉利尼克的著作之後作出的批評。在「頒獎葉利尼克是對諾獎的一次傷害」一文中，安隆特最後這樣表述：「2004年的諾貝爾獎不僅對一切進步力量造成難以癒合的傷害，而且擾亂了人們對於作為一種藝術形式的文學的普遍見解。這一陰影同樣籠罩著所有的近幾年的評選結果和未來的方向。因此，我不能繼續留在瑞典學院。從現在起，我把自己當作一個局外人。」

　　根據筆者觀察，在瑞典學院內部就評選諾獎而言至少有兩派勢力，一派強調諾貝爾遺囑的「理想傾向」或「道德價值參照系」，一派強調「實驗性藝術」。這兩派，也可以稱為傳統保守派和新銳實力派，從政治上來看，接近于左右兩翼。掌權的常務秘書赫拉斯‧恩格道爾，一個有貴族派頭的人物，實際上是個犬儒主義者。在藝術上，他被稱為一個「後結構主義者」，以先鋒、前衛的姿態，講究文本分析，有點維「新」是尚。恩格道爾曾表示，諾獎近年來頒發給薩拉馬戈、達里歐‧福等幾位左翼作家，表明學院內部左翼有強大勢力，他對左翼也沒有偏見。傲慢的恩格道爾，慣於把人們對他的一切批評視為對他的地位的嫉妒。他的實力，得力於他的恩師、諾獎評委主席愛斯普馬克──雖然年老卻屬於「新銳」的「實驗性藝術」的倡導者。

　　在此之前的更激烈的批評中，安隆特把瑞典學院貶斥為「我們國家的恥辱」，並強烈譴責恩格道爾。而恩格道爾則回應說，「安隆特譴責我毀滅了這個國家的道德神經。……對他來說，我就是魔鬼，他是個很美的作家。可他卻是一個非常自私的小人。他是尼采所說的怨恨者的完美例子。」

　　安隆德賞識的三位作家，一個是已獲獎的薩拉馬戈，另兩位是尚未獲獎的美國作家諾曼．梅勒和女作家奧茲(Joyce C. Oates)。在這次評選中，歐茨也是許多圈外的批評家看好的熱門人選。

　　不少瑞典讀者哀嘆，安隆特退出學院之後，只有維斯特伯院士在那裏獨力扛起傳統道德和左翼大旗了。在我看來，維斯特伯是一位對第三世界的苦難充滿了同情的瑞典作家。我佩服的另一位院士詩人勞斯．福塞爾，是一位有自知之明的人，他深知在瑞典學院的歷史上不乏「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的確，瑞典學院雖然有作家、文學理論家或文學專家，卻從來沒有出現過大理論家或大思想家。

　　2005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英國戲劇家品特之後，瑞典媒體除了表示驚訝之外，尚未有否定性的批評意見。品特的劇作《看門人》曾在瑞典上演，但翻譯的劇本卻未出版。諾貝爾獎公布後，瑞典的圖書館發現，雖然大圖書館有品特的英文原著，卻找不到一本瑞典文譯本可以陳列，這是幾十年來罕見的情況。這次評選，無疑是瑞典學院的新銳實力派的一次大勝利。但是，對於獲獎者品特斐然的藝術成就，我們卻不得不佩服。有趣的是，像德國作家葛拉斯一樣，品特早在七十年代就是諾貝爾獎熱門人選，葛拉斯直到1999年才獲獎，品特直到今天才獲獎，他早就被諾貝爾獎的預測者忘記了。同樣與葛拉斯相似的是，品特在藝術和政治之間，是一位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和道德良知的作家，甚至被譽為「人權衛士」。因此，正如筆者在《百年桂冠── 諾貝爾文學獎世紀評說》一書中所分析的那樣，「實驗性藝術」可能美，也可能醜，關鍵始終在於作家對人性的認知和人文關懷。藝術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結合，才符合諾貝爾遺囑的精神。因此，瑞典學院的兩派，仍然可以截長補短，找到合作的共同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