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吉諒註：〈馬唯中的工作〉和〈藝術有國界！〉二文發表後，收到不少留言和來信，有一位讀者的信最令人感動，不是因為他贊同我的觀點，而是他信中的流露的真誠與深切的反思，徵得同意，轉發在此。 　

我是六年級中段班，聯考制度下長大的三十世代。我國中時，也跟從聯考走過來的其他大部分人一樣，從國中開始就沒有上過完整的音樂課或美術課，只要所謂的「正課」老師想要借時間考試，即使檯面上校長說，得照著教育局的規定，不可以有這樣的情況，但術科老師總是會乖乖奉上時段。唯一值得慶幸的，大概是我國一時遇上的音樂跟美術老師都是新老師，也許是還沒被那樣畸形的教育體制弄得心灰意冷吧！即使授課時間被切得七零八落，教科書一個學期打開沒幾次，她們還是會在不用借課的時間，教我們樂理、畫畫、玩紙黏土、或是放藝術相關的錄影帶給我們看。

　如果，術科老師有時間都是讓我們動手做或開口唱，也許今天我不會寫這封信。但讓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幾次，都是這兩位老師放錄影帶的時候。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台灣出過顏水龍、楊三郎、李梅樹這些大師，也是我第一次看莫札特和威爾第的歌劇。

　不過，這也是我到現在唯一一次在，我接受基礎教育時，學到台灣畫家的名字。上了高中，我還是有機會接觸西方的音樂，美術老師要我們寫報告，也是中國書畫史或是西洋美術史，台灣近代美術史則是再也沒碰過，台灣音樂史，嗯，如果不是因為馬水龍先生的《梆笛協奏曲》如此家喻戶曉，也許我一個台灣音樂家的名字都說不出口；又如果不是剛好前年看了許常惠先生的傳記，我不會去想台灣音樂也能有這麼多的可能性。

　今天，我在美國，即使我只學過兩年鋼琴，卻還是可以跟身邊的人去看歌劇、芭蕾舞、聽音樂會，還能勉強跟她們談論個幾句表演，都得感謝我國中跟高中的術科老師，沒有因為我們面對聯考，她們授課的時間被壓縮，而完全放棄她們藝術教育的天職；可是，當我身邊的美國人，問起台灣的本土藝術時，除了雲門、歌仔戲跟朱銘的雕塑，我不知道該跟她們說什麼。

　我曾經在美術館看過李梅樹先生畫的水牛，也曾到過他設計的清水祖師廟，劍潭公園裡顏水龍先生的水牛圖更是我在大學時有幾年通勤每天早上都會看到，可是我卻說不出這些作品的來龍去脈；即使，這些作品對我而言，除了接觸西方名著會有的「好美好漂亮」之類的淺薄感想，卻更多了一份親切感。

　我國中跟高中的術科老師，已經算是在那樣的制度下，還能有自己揮灑空間的人了。我有更多的同學，她們一路唸到大學，連美術館都沒有去過，課本上佔多數篇幅的西洋藝術都已經接觸得很少了，更遑論是根本就沒有編進教材裡的台灣近代藝術史？就算是如我老師們那般，幸運的有個小小的教學舞台，可坐在台下的我們，十之八九還是會因為課業的壓力，在老師放台灣美術史的影帶時，忙著寫補習班交代的功課。這樣的我們，幾乎都是在沒有接觸過藝術，台灣第一代剛從農工階級拜教育之賜而成為小康或中產階級的家庭長大，連爸媽都不知道這些大師了，除了學校，大概不會再有其他人告訴我們，台灣曾有過畫出能感動人，或貼近我們生活作品的大師吧？

　學校似乎應該是填補家庭教育不足的機構，可是，對我們這個世代而言，聯考除了讓我們有看似公平競爭的管道，其他的幾乎都沒有填補到；而現代這一堆多元入學，好像又讓術科教育成為競爭的工具，而非讓學生學習如何欣賞美的管道了。也許是因為這樣，我們變成一群迷信品牌的藝術欣賞者，看到那裡有大師的展覽、著名博物館的借展、雜誌53頁的吹捧、甚至是總統的女兒，就一窩蜂擠去看，卻不見得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歡。

　我也是到前一陣子，看完Danny Danziger寫的Museum，裡頭大都會博物館的一位信託法人在專訪裡說：「喜歡或不喜歡（一件藝術品），一定有他的道理，就算是不喜歡名家的有名作品，也無所謂。」才驚覺，我不喜歡畢卡索，或是粉紅色的梵谷，在紐約各美術館中最喜歡的畫其實是Frick Collection中Jean-Baptise-Camille Corot的作品The Boatman of Mortefontaine，這輩子看到作品會讓我感到驚喜的畫家不是莫內或雷諾瓦，往往李梅樹那樣的親切感和鄉土情，不一定表示我品味不好，而只是單純的因為，這就是我這個人會喜歡的東西；當我總算想通這件事時，已經30好幾了，我的許多同學們，卻不一定能有這樣的機緣或動機，願意或想要接觸藝術。

　台灣人說富不過三代不懂吃穿。可是，當我們這一代生出的孩子，都還是被我們教成從功利的角度看待藝術──推甄需要、彰顯身分跟品味需要──而學校教育還是沒有辦法填補家庭教育在藝術方面的不足，研究機構無論多好的研究都只是陽春白雪，民間自主推廣美育的力量又這麼人微言輕時，我們真的能期待，第三代就懂吃穿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