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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導演薛尼波拉克在1974年拍了一部關於日本黑道的片子《高手》，裡面的黑道人物表達歉意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的尾指切下來，包在漂亮的手巾裡，當作禮物送給對方。波拉克說，他為這種儀式所著迷，因為西方人的邏輯是，我都說對不起了，你還要怎樣，但，在日本黑道文化中，口頭道歉卻不夠，真心誠意的道歉是要親身體驗對方所經歷的痛苦，因此，適度傷害自己的肉體才能完滿對方的遺憾。於是，片尾，一個美國角色亦有樣學樣，把自己的小指忍痛剁下，送給他深深致歉的日本人對象。

這個禮拜，新官上任的澳洲總理陸克文含著淚光，代表政府在國會為了歷屆政府所實施的原住民同化政策，向“失竊的世代”鄭重道歉。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澳洲政府是已開發國家中唯一被聯合國歸類於種族主義者。

澳洲，當初被白人當作一塊荒無人煙的原始土地而登陸。被莫名搶奪了土地家園的原住民在白人眼裡不過是比袋鼠高明不到哪裡去的野生動物，他們因為白種人所帶來的不知名疾病而大量死亡，手腳被鎖練銬住，送往各個白人家庭當作奴隸使用。

從1880年到1960年，尤以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為甚，無數的澳洲原住民孩子被政府從他們父母身邊帶走，送進孤兒院或寄養於白人家庭，為了讓他們接受白人文化的洗禮，以棄絕自身的語文與風俗習慣，也為了讓他們的父母能“專心”為白人家庭工作。這項政策乃包含在一大套國家方案，目的為了打造一個統一的國家身分，原住民文化被認定是一個遲早必須消失於白人主流文化的次等文化，他們的孩子於是成了“失竊的世代”，偽裝成假白人活在白澳社會之中。

迄今，澳洲原住民仍然生活在社會的邊緣，貧窮程度恍如第三世界貧民，平均壽命不超過五十歲，像樣的土地不曾歸還一吋，白人政府還在他們僅有的荒漠圈地上試射核彈，連聲招呼都不打。也因此，數十年來一直為了原住民族群發聲不遺餘力的澳洲記者John Pilger要求所有人抵制這個“道歉日”。他批評，這個道歉來得太遲，又毫無實惠，白澳政府應該將原住民當作一個完整的國族，平等互簽協議，且擬定政策，幫助原住民脫離貧窮。

讓白人把土地權全面交還原住民，大概就相當於波拉克所驚迷的切指儀式，聽在白澳政府的耳裡可能不太實際。然而，如果不切指，如何顯現誠意，是澳洲政府接下來必須規劃的步驟。同時，承認原住民在白人抵達之前就存在的事實，將重新挑戰兩百年來澳洲所致力建造的白人國家身分，歷史必須改寫。關於澳洲原住民的討論，其實是一場何謂“澳洲人”的激辯，如同台灣社會一直不能脫身的文化風暴。

作為台灣人，我一直都認為這種身分認同危機是件好事，怕就怕有個偉大的文化定論，把一個不過是護照和賦稅的法律層次升等成抽象的道德緊箍咒，隨便一個咒語，就弄得大家都頭痛。認同是一種自由，同化是一種選擇，沒有哪一套文化價值擁有不容挑戰的基因優勢，可以恣意踐踏其他文化演化的歷史機會。

但是，當所有人認為應該把歷史的結果當作一個既成事實來接受，因此要讓過去就這麼過去，這又是一個道德的陷阱。容忍應該擺在未來，而不是過去。如果不對歷史有個清醒犀利的理解與批判，未來的容忍將失去積極的社會意義。

就當二二八紀念日又將來臨之際，因為台灣近幾年淹沒在選舉語言裡，人們容易將那段史實斥之為陳說，而輕忽歷史的重量。一黨專政時代的白色恐怖不僅是二二八事件的省籍衝突，還包括對左派知識份子、共黨同情者、民主異議人士的普遍壓迫。年輕一代需要回顧歷史，不是為了幫誰切小指，而是為了確保不遺失自己的未來。

歷史從來不是跟特定政黨綁在一起，也不該是政府的，而是屬於人民全體。我們選擇記憶，因為那是我們的集體故事。當台灣今日能以一個現代社會的樣貌向前推進，請別忘記，那是因為許多失竊的人生靜靜地躺在幽暗的歷史隧道裡。

（2008.02.15 觀念平台）

註︰因為報紙版面的長度限制，難免刪節，故在此貼出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