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資源生態學教授William Rees曾有一句名言：我們沒有生態危機，是生態圈有“人態危機”。

而胡晴舫在隱喻的層面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辦公 室更像是一潭深藏在叢林裏的沼澤。表面上查看不到任何動靜。你不是看見、而是聽見生物在你周圍活動，來自四面八方，瑣瑣細細，不甚連貫，卻又斷絕不了。” (P50)

由50來個超短篇組成的《辦公室》是對辦公室生態的一次細緻而深入的檢視，當然其核心亦在“人態”，或曰，人性。

在作者 2001年出版的《機械時代》一書的自序中，胡晴舫曾這樣描繪我們身處其中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機械製造的特色便是我們的人格：單一、呆板、無味、重 複、規格化、無個體性。”倘若要在這樣一個時代裏擷取一個典型樣本，辦公室大概是首選－－因為“工作場所是整個人類社會的縮影”(P113)，因為“當政 治意識形態破產，哲學退了流行，文學不再具有撫慰人心的作用，工作就是新的宗教，工作倫理就是新的道德，工作職能就是新的社會角色”(P147)。

在《辦 公室》末尾的《街頭》(P186)一文中，胡晴舫以尖銳的筆觸寫道：“公司就像一個社會，總是在強人政治和多頭統治之間猶疑不定。”前者如同“按照某人意 志嚴格整理過的花園，安靜而潔淨，不得喧嘩”；後者則是“一條活生生的開放街道”－－在胡晴舫看來，辦公室便是“白領階級的街頭”，於是辦公室文化就如同 幫派文化：“他們把不中意的人從自己生存空間消弭的直接方式，跟黑幫沒什麼兩樣。差異只在於見不見血而已。”

這篇篇幅數倍於書中其他文章的《街頭》不但對 辦公室文化作了直截了當、準確尖銳的評斷，也對機械時代中的人性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歸納：“在世界只剩下一種灰顏色的機械時代，人性成了乾涸失血的乾燥玫瑰 花，徒具形式，不再豐潤，輕輕一碰，花瓣就會破碎成片。”

《辦公室》一書中的其它篇章，便是發生在“街頭”各個角落的故事。

儘管胡晴 舫聲稱“世界上沒有偉大的辦公室文學”，但她處理辦公室故事的筆觸依然處處透出文學氣息，她思考的視角也常常充滿與文學作品的相互指涉。她描寫起人來，往 往是略帶誇張、漫畫式的；字裏行間又每每透著淡淡的反諷。如她言簡意賅地說“辦公室是一座瘋人院”。又如描寫總經理介紹總裁女兒時的媚態：“他笑得如此喜 滋滋，鼻頭皺成麵團，眼睛細得一點縫兒也沒有，好像那位只應天上有的美麗生物不是總裁的後代，而是他的親生女兒。”(P90)她構建的故事常常帶有隱喻的 色彩：寫人事經理楊小姐組織員工學交際舞的故事，寫的又何嚐不是“交際之舞”呢？《卡夫卡的朋友》一文中的清潔婦，又何止僅僅在清潔辦公室的垃圾呢？暗藏 的隱喻擴大了這些辦公室小故事的外延，讀來如有餘韻。

隱喻之外，對照也是胡晴舫的拿手好戲。忙著“保持什麼事都不做這件事”(P69)的小馬，“穿著妻子 為他準備的整齊外裝”(P99)雖然失業但仍假裝上班的男人和“在我每天上班路經的街角”(P155)行乞的她，都成了“我”和“我們”的鏡子。

在《小說家》一文裏，胡晴舫還玩了一次元敘事的游戲，文中的“他甚至從來不打算顯得充滿靈性，看起來無時無刻不在自嘲”(P174)會不會就是一幅作者 的自畫像？倘若真是如此，胡晴舫一定是太過謙虛了，因為這位出生於台北的女作家有著頗為豐富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經歷。自台大外文系畢業後，她遠赴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攻讀戲劇碩士，無怪乎文中既會不經意般地提及貝克特或莎士比亞，又會暗指皮蘭德婁：“我們是一群尋找劇本的角色，眼巴巴地等著 導演上場。”(P188)她以往長年在媒體的工作又令她得以身臨其境地體驗辦公室生活，難怪她筆下的辦公室故事如此真 實而逼真。

《辦公室》裏多數文章其實是作者為台灣《中國時報》“三少四壯集”每周撰寫的專欄文章，除了專欄，胡晴舫還寫作了大量的文 化評論、小說和散文，並先後出版了《她》、《旅人》、《機械時代》和《濫情者》四部作品。

其中，羅馬尼亞版畫家Mircea Bochis　犇綱插畫的短篇 小說集《機械時代》或許是作者最出色的作品。它比《辦公室》更離世、更有想像力，而或許要真正理解這個世界，你最好稍稍離開一些，才好曲折地看得更清楚。

或許並非離題的題外話：這本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簡體版《辦公室》封底印著“上架建議：散文隨筆”，而版權頁卻將之歸為“長篇小說－中國－當代”－－這 或許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辦公室》一書真實和虛構的模糊界限。

或許作者並不會在乎書的分類，因為胡晴舫曾說：“我以為，文學是一種品質。未必拘泥於文字。文 學是一種性質，一種美感，一種人生態度，一種感知方式，一種對萬物的詮釋。”　　


延伸閱讀　　
《機械時代》，胡晴舫著，台灣新新聞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晴舫註：《辦公室》繁體版由台北印刻出版社出版，《機械時代》版權轉讓中，希望有幸早日重新出土，與讀者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