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在台灣，不再是政治；而，是宗教。

自從陳總統及其家人涉嫌貪腐以來，台灣社會便開始一連串“民主”對陣。而今，民氣向來非常可用的台灣社會所要處理的，不再是如何各方表述，也不僅是互相聽見，而是我們的五顏六色究竟要畫成一幅傑作，或不過是不小心打翻了一堆顏料桶。

政治本來有點像家庭主婦治理家務的哲學，如何去照顧及滿足每個家庭成員生活上的不同需求與期待，這需要協調的智慧、經濟的頭腦和公平的原則。這是一門龐雜瑣碎、但並不神祕的學問。而今，台灣每道顏色都不願當呆板的家庭主婦，只想走舞台華麗路線。與其在國會慢慢在法案條文上去角力，不如直接上電視爆料或上街抗議。整個社會於是天天上演一場巨大的真人秀。

因為，正常，其實很無聊，使得大部分人都覺得家庭主婦不如革命份子來得性感。不斷在電視機前滾動的台灣社會，令人產生虛幻的歷史感，提醒你人還活著，真不敢相信你居然能在有生之年能站在歷史的浪頭。

就在這些戲劇化的時刻，一次又一次，為了製造歷史的張力，呼喚自我犧牲的高貴感， 所有的思辯理念不是落實成政策措施或法律條文，而是濃縮成一個手勢、一個口號、一個符號、一種顏色，只為了強調一道念頭。就為了這道簡單有力的的念頭，我們所有人都拼了。

台灣社會不能對話，並不是我們不懂民主法則，也不是我們不尊重多元，而是我們個個都“單念化”。我們所有的政治熱情，往往都被一個念頭 ──就那麼一個 ── 驅動著，奴役著，使用著。從本省外省、台獨統一到今日的倒扁挺扁，都是訴求專一的念頭，像根細針頭，勇猛向前刺，卻只能刺出一個小洞。

單念化的結果，就是我們不再是獨立理智的公民，而成了純情易感的教徒。政治理念不再是反覆修正的法律條文，卻是不可質疑的神聖教義。黨派成了教派，領袖成了我們的救世主。他去哪裡，我們就要形影不離地跟隨。有人要推翻他，就是跟我們集體過不去。教派跟幫派不同，因為幫派畢竟還是在做生意，意思是他們也會依照形勢利益而聯盟、談判。教派卻力保清高，不與人結盟，非我族類決不可取，就算旁人有相同的理念，也不許魚目混珠。如今對話不成，也是因為教徒性格多少都帶有道德優越感，無論是所謂正統本土或都會中產，即便彼此有機會對話，態度不免流有嫌惡對方的暗示，肢體暴力不過是語言暴力失控後的結果。聽不下，也不用聽，就是教徒與非教徒之間的對話模式。

由於民眾不再是普通的政治參與者，無論國家法律說什麼，民眾都不會接受。對教徒來說，救贖從來不是由人為制度所給予的。不接受塵世的束縛，不容忍現實的妥協，除了自己教派所應允的樂土，其他都只算是撒旦的詭計；因此，教徒也不必自我檢討，因為有我的上帝作後盾，我作什麼都對，別人都不對。別人抗議就是擾亂國家安定，自己上街都是為了民主正義。

在教徒的眼裡，領袖即使不帶神格，也會是超乎常人，決不能受到污蔑。這種教徒性格使得我們台灣人盲目跟隨政客名人的點化。我本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我們若對政客名人失望，又何必覺得意外。

真正會為我們的教徒性格付出代價的人，不會是陳總統或馬主席還是施先生，而是我們自己。他們想被歷史記住，代價是我們的正常生活。教徒只為來世而活，把希望寄託在單一奇蹟，以為只要奇蹟發生，萬事都將順帶解決，卻忘了現世的幸福向來只能在現世的生活基礎上解決。上帝降臨，之後，台灣還是需要水電、高鐵、就業率跟公務員條款。

一心一意追求政治快感的寶島社會，其實，還活在維多莉亞時代的英國。譬如我們的用水。台灣高山險峻，雨水直奔大海，好不容易保存下來的水，先拿來製造半導體、電路面板；其餘送至家庭用戶，途中，因為水管均年久失修，再流失百分之五十。當韓國已能處理百分九十的廢水，台灣只有百分之十，剩下百分之九十直接排放到自然環境，使得台灣海拔三百公尺以下的水質都不能飲用。 改善水質、翻修水管、處理廢水，需要提高水價、增加成本、協調管道經過的土地建物，因為政黨顧慮選舉，這些吃力不討好的業務不如上台喊句民主萬歲來得省事光彩。能源儲量，產業外移，社會治安，國際外交，都不是一次爽快的政治高潮所能解決的。

 法國大革命爆發時，英國政治學者柏克寫道，“我應該推遲我對法國新自由的祝賀，直到我確知了這份自由已經擁有了政府，及公權力，及軍隊的訓練與順從，及有效徵收並完善分配的稅金，及道德與宗教，及財產保障，及和平與秩序，及公民與社會的規範。”因為沒有了這些，這份新自由只能是“嘉惠”，而不能持久。

當政客名人要求我們給他們所需的“民氣”，每一個握有選票的台灣民眾都應該思考，明天，明天之後，誰來保證乾淨飲水？誰來思考產業轉型？誰來保障婦幼權益？誰來提高青年就業率？誰來研究兩岸政策？

政治人物不是神，我們應該用俗世問題去考驗他們。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寫於紅衫軍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