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名導馬丁史柯西斯拍了一部關於鮑伯狄倫的紀錄片，歷經九一一、伊拉克戰爭的世人發現原來他的音樂迄今依然閃爍著永恆真理的飽滿質地。

鮑伯狄倫一逕緊皺眉頭，宣稱他從來也不知道自己有任何重要性。他只是寫了些音樂而已。無關政治，什麼時代思考、世代精神，好遙遠。就是些音樂。不過如此。是喔。

曾幾何時，音樂變得那麼無關宏旨。事實上，不僅音樂，連文學、藝術及思想在現今社會都顯得十分瑣碎，舉無輕重。曾經，藝術家為世態時局所刺激，竭盡心思寫出美麗的詩句、磅礡的文章及形式完美的曲調，以表達背後思想的重量，現在，一小時拉拉雜雜的說話節目、五百字專欄、兩頁專訪就把話都說盡了。

公共表述的空間逐漸縮小，一方面因為個體的重要性提升，私人空間的擴大，眾人都關心的公共議題相對變少，難得一個切入點可以激發公眾討論，一方面，我以為，因為說話變得太快了。說得太快，因為表達管道多元，等不及搞音樂，搖滾歌手直接去世界高峰論壇遊說各國領袖援助非洲；必須說得很快，因為傳媒天天都消耗言論，事情發生，總要有人抒發意見；說得快總比沒說好，因為說錯了也不見得有什麼懲罰性後果，至少你先紅了。

說得快了，公共表述面臨另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即來不及對話。公領域的表述，不再為了傳達某種思想、而個體只是傳達的媒介，引發辯論，卻變成一種純粹的表演，用來彰顯個人的聰明才智，追求俗世的名氣，如村上春樹所說擺出「最漂亮的擊劍姿勢」，目的只在喚起別人對自己的注意與崇拜。表述者並不邀請對話，也不期待自己的想法只是公共表述的一段章節。他只想為大家下結論。

於是，一切公共表述都只建構出一套單薄的罵人文化。李敖去北京，大陸人只期待他罵人，不然就很失望；民進黨當了執政黨，還是以批評為執政主調；社會上天天都有人在罵、在說、在攻訐、在憤怒，可是這些看法從來也去不了太遠。因為罵人者不聽被罵者的辯駁，被罵者也忙著罵人，所以也沒空聽別人對他的指控。缺了傾聽這個動作，想法就不曾交疊，觀點無從修補增添，也就不能絲絲縷縷交織成文明的燦爛錦緞。

巴赫汀說，「棄絕對手的對話同時棄絕了言語本身生命的對話能力。」沒有了對話的聲音，只能空響，就像一池不經撩撥的水，不會有日後的沉澱。

人類社會總是處於衝突之中。因為衝突，人們感受各種情緒、激盪思考，化為某種對話形式，擱進文明之中。鮑伯狄倫從來不宣稱自己是西方百年搖滾樂第一人，他把他的思考放進歌詞，隨著音符流洩，刺激每隻耳朵後面連著的那個腦袋。他說了很多，可是他不說教，也沒有要說服你什麼。他寫歌的那個動盪年代已經過去了，可是他的音樂留下來了。這不就是文明嗎？時代總會過去，我們中文世界留下來的會是什麼文化遺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