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北京的長安大街西邊招了一輛計程車，請司機送我去東三環。

平常不堵車的日子，這段車程只要人民幣十八元。我上了車，便開始使用手機。通話一陣子，等我關上手機，車資已經跳錶至三十二元，而我的目的地還沒有到。我皺眉，清清喉嚨，用一種開玩笑的語氣進行友善的斥責：「師傅，繞路繞得有點過分了吧？」

他不說話。氣氛很緊張。我正要重新開口，他忽然很大聲地說：「什麼過分？我剛剛聽你在電話上談你要去上海、香港，還會去倫敦，飛台北的。我說，你是做大生意的，跟我計較這麼一點錢！」

我愣了一下，想要抗議：「師傅，我們上班賺的也是辛苦錢‧‧‧」

理三吋頭的計程車司機轉過頭來，他的眼睛幾乎要暴凸出來，他喊得如此震耳欲聾，嗓子都因之有點撕裂：「辛苦？你可以坐飛機，去哪裡都打出租車，你會辛苦到什麼程度？」他堅持，我根本不該跟他爭辯這溢出來的幾十塊人民幣車資。彷彿，他是國稅局，而我不過是在繳納我應付的稅金。

我下車時，付了四十二元人民幣。師傅還附贈我一句歧視女人的髒話。

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瑪曾寫到，「偉大的意識形態之所以迷人，或許因為它們想像出一個較少疑問的過去，或許因為它們展望了一個和諧的未來，到那時人人都將按需所得」，這些觀點因它們的簡單樸素，而得到廣大傳播，得到支持，因為人們對它們所傳達的美好未來懷抱著強烈的希望。在中國旅行，我不得不去思考，為什麼到了後來這些充滿救世激情的社會理想竟然無法拯救我們。

時代一輪輪過去，人類一代代出生，每一個新出生的人總是看見無權者與有權者的持續鬥爭，體驗無錢者與有錢者的永恆爭奪，彷彿這個世界絲毫不曾改變。而，每一代人卻都會找出他們的關注，用他們的方式去推動地球轉動的方向。中國並不缺乏雪白的熱情。從清末反封建革命、五四運動到無產階級革命，每一步都是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奮力要邁向一個更高理想的企圖。這個計程車師傅的人生在上個世紀時便已經被許諾。遠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經有人為了他的快樂而設計了藍圖，發現了真理，推動了革命。希望他來到這個人世時，他就不會再像他的祖父一樣活在一個被社會階級、非法特權與腐敗習性所統治的世界裡。

他理應要活在一個更公平而理性的環境裡。因為歷史曾經允諾過。他卻顯然不這麼認為。他聽著我在電話上計畫我的旅行，知道我的移動自由，猜測我的金錢自主權，他感到憤怒。他憤怒的原因非常直率：因為他覺得他沒有。為什麼他沒有。怎麼可以他沒有而我有。這些問題其實都有現成的解釋，但沒有人能提供完美的答案。

社會制度其實就是關於利益的分配與生產。如何將利益合理公平地分攤到團體裡的每一個人身上，是每代薛西弗斯拼命要滾動的石頭。這個大問題，無法在一篇微不足道的小文章裡被解決。但，公平分配不見得是「平均分等」；我以為，這正是人類在追求烏托邦時所習得的教訓。羅素曾說，「正義的原則抉擇於無知的面紗之後」。平等，指的應該是機會上的對等，即一個人無論出生於如何的社會階級或家庭背景，社會將一視平等地處理他們對人生的期望與幻想。機會的給予才是重點，而不是平頭式的齊等。我被給予了我的機會，人生的成敗由我一個人負責。我出生的社會給了我一個公平的起點。

而這名計程車司機是否有過他的機會，他沒有給我答案。在寂寥清冷的北國街頭，他僅以他自認正確的方法從我這裡直接而赤裸地得到社會利潤的再分配。


（發表於台北新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