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於《國藝會》No.11(2009年8月)

↑泰緬邊境。10攝,2006年
相遇於邊境
在泰國境內緊臨緬甸邊境的小鎮美索(Mae Sot),因為緬甸長期內戰,以及軍政府掌權,很多以前從事民主運動、學生運動的緬甸人被迫流亡到泰國;也有因為宗教、政治等因素而遭受迫害的少數民族(特別是甲良族,Karen)逃到泰國境內,有一部份是在泰國政府管理的難民營內生活(沒有行動自由),還有更多則是在泰緬邊境打工維生。因為沒有合法身份,所以連最基本的醫療、孩童上學受教都有困難。
也因為這裡有大批流離失所的難民及非法勞工,來自各國的非政府組織(NGO)長期駐點於此提供各項協助與支援,使得美索鎮像是一個小聯合國。《相遇於邊境》主要紀錄台灣駐紮當地的NGO駐泰領隊賴樹盛,他當初是一名海外服務的志工,到後來變成身肩重擔的領隊,在邊境服務的過程中,愈是深入甲良文化、愈了解邊境多元文化的差異後,他也對於生命、自己的人生,甚至家鄉──台灣的社會文化,有更多的省思。
台灣在當地的工作團隊,是與甲良族人合作,主要服務內容為提供難民/移工幼童教育,包括扶助興辦小學校、訓練師資、編寫教材,提供硬體與教學所需資源等等。賴樹盛也相信,無論如何,只有讓下一代有機會受更好的教育,未來才有機會脫離目前艱困的處境。
片中也拍攝在泰國生活的甲良族人(Karen),雖然自己生活中有諸多困難需要克服,但還是盡最大努力為其他身處顛沛流離同胞的醫療、教育等問題謀福利。透過不同身分的人在邊境的故事(大多都是離開自己家鄉來到此第。包括台灣的志工),來勾勒不同國籍、族群、身分在邊境生活的樣貌,以及彼此的生命遭遇。此外,透過影片中賴樹盛的觀察與反省,也可以讓生活在台灣的我們,去重新、更深層的思考關於生命的價值與生活中貧富、快樂、幸福,究竟定義是什麼。就像賴樹盛片中提到有一次,經過辦公室附近一戶人家,一家人就擠在鐵皮搭的臨時遮風避雨之處,他們正在吃飯,看見賴樹盛就向他揮手,原本以為他們是想討些零錢,但沒想到他們是想請他過去一同吃飯,雖然他們只能吃白米飯配辣椒,但是這種自己生活貧苦但仍樂於與人分享、熱情真誠待人的態度,讓他覺得非常震撼也很羞愧。
《相遇於邊境》原本還有拍攝一對穆斯林(Muslim)夫妻,但因為身分問題,不方便曝光,薛常慧表示,這部分的影像畫面也會在重新剪接的版本中,處理過後再呈現給觀眾。

↑泰緬邊境。10攝,2006年
邊境經驗讓薛常慧對於台灣歷史文化的重新思考與行動
對於薛常慧來說,2003年是她人生中關鍵的一年,那年因為拍攝《Help from Taiwan》(青輔會、衛生署、外交部補助案),從台灣國際醫療協助的角度,去拍攝布吉納法索(Burkina Faso)、查德(Tchad)、印度的流亡藏人、泰緬邊境等地的情形,也因而和一些NGO產生較為密切的連結,延伸成為後來的紀錄片題材(例如《相遇於邊境》)。
薛常慧憶及,那年往返各國,同時覺得很震撼也羞愧。一方面覺得自己像是井底之蛙,台灣對於國際社會的認識與資訊太貧乏,相對的,別人對台灣卻多少有些了解,例如她到泰緬邊境時,還有年輕人會問候她說,你們台灣還好嗎?(當時兩岸局勢較為緊張)我們卻完全不知道人家是什麼狀況、不了解別人的存在。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不同國家穿梭,反過來也會去思考,我們可以端出來和別人交流的東西是什麼?台灣的文化養分在哪裡?
在不同國家所經驗的文化衝擊,也深深影響薛常慧後來對於紀錄片拍攝題材的思考,例如她積極的想要去替隨時可能消逝的傳統文化留下影像畫面。就像2002年幫台北探索館拍攝關於台北市西門町、中華路的歷史;或是像現在正進行的《竹.道》(2009年國藝會專案補助)即是如此。《竹.道》透過一家在北苗栗經營三代的竹材行,以及經營者的生命故事,對照出不同世代的產業型態差異,呈現台灣竹產業/藝術的百年歷史風貌;也探討竹產業是怎麼從製作實用家具為主的應用藝術,轉變成為目前的精緻藝術創作型態,過程中是怎麼漸漸凋零,又是怎麼轉型走出新格局。
人類學系畢業的薛常慧,對於紀錄工作的理念也有著人類學式的關注,她認為台灣還有很多像竹藝這樣珍貴的傳統文化與人才,但流逝的太快,保存與紀錄的腳步完全跟不上。如果可以保留、累積下來,不但可以追溯、研究,還可以作為素材,提供新的創作養分基礎。
不過在這部片拍攝過程中,她個人也遇到一點點轉折:正因為對於保存文化的熱切與焦急感,讓她常常拍攝一個題材就像寫論文般的仔細,拍攝的毛帶輕易就上百捲,後續處理很費工夫。拍攝《竹.道》時她想要有所改變,希望在投身田野拍攝前,可以對全片的架構、說故事的邏輯有所組織再著手進行,所以中間停了一段時間沉澱思考,剛好又去了一趟伊朗,迸發新的感觸與想法。

↑薛常慧在伊朗中部卡尚(Kashan)拍攝Ashura宗教儀式。(引自網路)
伊朗走訪與難民拍攝經驗讓我再也無所懼
薛常慧提到:「伊朗感覺起來是政府控制人民比較深的狀態,但是人民卻非常有主見,這跟一般極權的國家不太一樣,主要是因為他們所經歷的歷史轉折很複雜,但他們的歷史卻沒有斷裂,對於自己的古文明、文化非常重視,你可以在伊朗看到三千年歷史的古蹟。這也讓我去想,台灣要怎樣才能看得到三千年的古蹟?也影響到我對《竹.道》這部片的思考,至少我可以先把台灣竹產業的百年軌跡留下紀錄,先有百年的,以後才有可能累積成千年的歷史。」
薛常慧是獲得雲門流浪者計畫資助(2008年)而前往伊朗,會選擇伊朗主要因為2000年台北電影節的專題就是伊朗,她幾乎看遍所有片子,對於伊朗電影工業的成熟度感到驚訝。因為以前接觸到的大多是像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導演的影片,風格比較樸實,但其實伊朗電影的類型很多元,議題也很多樣,電影語言成熟,想不到一個不是很富裕,電影審查制度非常嚴格的國家,卻可以有這樣的創作能量,因而讓她想要去實地走訪。
此行她主要去了解伊朗的影片(包括電影、紀錄片等)製作與發行的環境及流程,也拜訪許多創作者,包括女性影展曾策劃放映過的專題女導演洛珊.班妮葉(Rakhshan Bani-Etemad)。薛常慧表示,認識他們後,讓她身為一個影像工作者的心態更加堅定、沒有畏懼,因為他們在那樣的環境都可以熬下去,我們的創作環境相對自由許多,比他們幸運,沒有做不下去的道理;同時,加上這幾年陸續拍過不同難民的題材,看著他們對待下一代的教育方式,這些經驗也深深影響著薛常慧,讓她對於身兼影像工作者與母親的角色,心中不再有所恐懼。

↑《藝霞年代》舞作重建拍攝現場,小咪老師與中華藝校學生合作演出《野菊花》。(薛常慧提供 )
《藝霞年代》與傳統文化保存、推廣教育模式的嘗試
從伊朗回來後,薛常慧思考的另一件事就是:除了拿輔導金或政府補助外,影像工作及這產業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例如透過巡迴放映籌措到基金,再將基金投入相關文化保存或其他題材拍攝,變成一個自我循環的機制。薛常慧目前也正著手將此想法付諸實行,去年獲得高雄市政府補助拍攝的紀錄片《藝霞年代》,今年10月(重陽節前後)預計要巡迴放映,票房所得將會作為「藝霞歌舞劇團」重建舞作或數位典藏的基金。
薛常慧投入「藝霞歌舞劇團」這題材已經一年多,她說這是她挖到的一個(文化)遺址,後續工作至今還不能停止。對她來說,拍攝紀錄片不是完成影片創作單一目的而已,以「藝霞歌舞劇團」的例子來說,拍攝的同時也替藝霞的舊文物做數位典藏,還有口述歷史的數位化。另外,像學校教育這塊,他們也都需要一些勞工、歷史文化等等議題的影像作為教材使用,像《藝霞年代》不但可以拿來講台灣歌舞表演、娛樂史,也可以講戒嚴時代人民生活的情形等等,可以有很豐富的討論。
《藝霞年代》片中舞作重建找高雄市中華藝校學生合作,薛常慧觀察發現,年輕人雖然沒聽過、看過藝霞,但經過學習互動後,他們對於藝霞抱持高度的敬意和興趣。她也質疑,這些文化會漸漸消失的真正原因是什麼?年輕人真的會對傳統文化沒興趣?會不會只是缺少接觸的機會?這些文化保存與數位化、影像化也是教育資源重要的一環吧?……對於台灣傳統文化的影像保存工作,及這些影像作品的國際交流,相信薛常慧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創意和行動。

↑《藝霞年代》舞作重建拍攝現場,集體表演者謝幕。(薛常慧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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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2009台灣伊朗紀錄片交流影展 ──從這裡開始,我們互相了解彼此。From here,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片單、場次、時間
◎ 《藝霞年代》薛常慧導演專訪(高雄拍片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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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緬邊境。10攝,2006年

↑泰緬邊境。10攝,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