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書樓   錢穆紀念館/ 台北:東吳大學  2009年)

「歐胡會」〈中美聯合聲明〉／2009.11.17：
－「目前在美國的中國留學人員已接近10萬人，美方將接受更多中國留學人員赴美學習並為中國留學人員赴美提供簽證便利。…」
Edmund J. James(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校長、1904-1920)：
－「對中國青年進行大規模的美國教育，將（使美國）在中國「取得」『從思想和精神上主導其領導人的成就』。」
Hunt, Michael H.／1972.5：
－「將學習美國制度，和美國人交朋友，回國後在中國對外關係中傾向美國。談到與中國結盟，把賠款退還中國是山姆大叔做的最有益處的工作...他們將形成一種傾向於我們的力量，這種力量如此強大，沒有其他歐洲政府或貿易因素能與之競爭。」(註一)
馬英九(總統)／聯合報、2009.11.18：
－「美國與大陸的關係發展，『我們不會成為他們的絆腳石，也不必擔心美國會出賣我們』，『台美高層互信已經完全恢復』…」

參考文章》
「外國月亮真的比較圓嗎？」  、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把上述這四段話放在一起，你就會清楚了解：何以馬英九如此確信美國不會「出賣」台灣，也才會知道台灣不會成為美中關係的「絆腳石」，而且此時此刻是60年來美中台三角關係最好的時刻。

　從馬英九以降，目前在台灣執政的國民黨政府，幾乎擁有全世界最多的「留美」博士；誠如上述所引言，這些人所具有的「留美」經驗，已形成一種傾向於美國的力量，而且「這種力量如此強大」，以致沒有其他因素能與之競爭。

　2009年11月美國總統歐巴馬亞洲行，在其與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達成的「歐胡會」聯合聲明中，儘管涉及的全球性議題繁多，但影響最為深遠的，其實是「美方將接受更多中國留學人員赴美學習並為中國留學人員赴美提供簽證便利」這一項。

　基本上，歐巴馬奉行的是美國對中國長逾百年、根深蒂固的中國學生「留美」政策，它的效果在於：「從思想和精神上主導其(中國)領導人的成就」、「將學習美國制度，和美國人交朋友，回國後在中國對外關係中傾向美國」；到了21世紀「全球化」時代，以美國為主的西方世界如欲「和平演變」中國，要讓中國融入世界體系、接受西方關於人權與民主的價值，最有效的途徑即是培育更多的「留美」學生。

　可以這麼說，一百多年前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用以培育中國「留美」學生的決定，幾乎是美國外交政策中最成功、也是收獲最豐碩的成就。因為這項政策從身心兩方面，徹底「異化」了中國「留美」知識份子的性格、價值與認知，進而從本質上改變了中國。

　台灣如此，看來大陸也將再度走向同一條道路。這條道路，百年來一直訴說、印証著中國「留美」學生從羞辱、痛苦、掙扎、難以適應到全盤接受、徹底西化的心路歷程，「成功」或「失敗」都難以用來概括論定：

　1900年8月15日，八國聯軍在德國陸軍元帥瓦德西帶領下，以勝利者之姿進入北京皇城；1901年9月7日，清廷與西方11國簽訂《辛丑條約》，賠款4.5億萬兩白銀(約合當時3.33億美元)；根據條約分配，清廷應付美國賠款2444萬778元8角1分，然經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決定，把清廷尚未付足的1078萬5286元1角2分，自1909年1月起退還中國並用以培育「留美」學生，清廷隨即以美國庚子退款在北京設立「留美預備學堂」，考試選取中國青年學生赴美留學。

　從此，中國學子「留美」的「潘朵拉盒子」，就像錢塘大潮一樣地被打開了。本名「胡洪騂」的胡適，就在1910年於北京參加了第一場庚款留學考試。胡適的「留美」經驗，可說是當時中國面臨四分五裂、知識份子保國無門下身心飽受煎熬的具體縮影。

　1910年春天的一個雨夜，在上海住了6年、整天「喝酒，寫悲傷的詩歌，白天黑夜地聊天，經常打麻將」的胡適，在租界的一間巡捕房裡醒來，全身濕透；據胡適回憶，原來他在喝得爛醉的情況下，被人力車夫扔在地上，隨後他拿著一只皮鞋猛敲牆頭，結果與巡邏的巡捕發生口角，胡適痛罵巡捕：「外國奴才！」胡適當場被捕並關進巡捕房。（同註一）

　然而，這位痛罵巡捕「外國奴才」、詛咒美國是「陰險」的征服者、力勸中國同胞不要把學英語視為是一種成就的少年，在酒醒之後，立即趕赴北京參加第一場庚款留學考試。歷經兩輪考試，胡適最後以第55名的成績，與其他共70名的第一代「留美」學生，遠渡重洋赴美留學。

　胡適這一代「留美」學生對於近現代中國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但爭論始終不休。相較於中國「維新」的一代(包括康有為、嚴復、梁啟超、潭嗣同、章太炎、王國維等)，「出國留學」是維新一代人的最後選擇，但對胡適這一代所謂「五四」人而言，已成為人生追求的夢想。

　同樣是熱愛中國，對梁啟超、嚴復等一代人而言，中國、國家富強是「終極的關懷」，但對胡適一代人而言，所謂「祖國」是充滿矛盾、又愛又恨、「理智多於本能」；由於「留美」經驗在身心所形成的「異化」影響，胡適一代人在中國社會並無適應感，而是感到疲倦，甚至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種「存在的個人主義」，不但極力使自己與傳統的價值分離，也對中國傳統抱持嚴厲的批判態度，然而「所有的改革觀念同時又是為了滿足他內心深處的需要」，經常展現在外的就是「炫耀」與「做作」。

　1922年，徐志摩自英國返回中國，受邀在清華大學作第一次演講，題目是「藝術與生活」，結果徐志摩竟然用一種「英國講師的賣弄風度」以英語演講，結果自然是沒有人知道他在講什麼；胡適也會「炫耀」他的「留美」經驗，除了把本名由「胡洪騂」改為「胡適」外，甚至「一直使他的同胞誤信他1917年在哥大取得哲學博士學位」，然而「他至多是1927年獲得博士學位，抑或根本未得」。

　至於「留美」的「異化」效果，則充分展現在胡適的人格特質上。例如他把與母親的關係形容成猶如「放高利債」，對於夫妻情義，以詩寄情說「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沒有多少激情」，對於長子，則自語「我實在不要兒子，兒子自己來了」，在宗教信仰上，胡適從販依基督教到嚴詞批判，顯現了「留美」經驗在他心靈上所留下的深刻矛盾與撕裂。（以上同註一）

　2009年11月19日，台灣立法院出現一幕長達十二分鐘、所謂「資深外交官員」拍桌怒吼的「大暴走」事件：

　－「你是我看過到立院備詢最高調的政務官，」蔡煌瑯表示，「ok，All right英文講不停，而且甩頭、挺腰，手插口袋，充滿驕傲自負，毫無外交官的內斂和謙卑。」沈呂巡不甘示弱反擊說，這是不亢不卑，外交官的訓練就是要這樣。」
（來源：「外交部政次沈呂巡 立院處女秀大暴走」，聯合報，2009.11.20）

　沈呂巡錯了，外交官的訓練不見得要這樣，理直何妨氣平。不過，這不能怪沈呂巡，一切的源頭還是要往「留美」的歷史脈絡去追尋。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國際關係碩士、博士，以時下「留美」標準而言，學經歷算是完整而漂亮，所謂「ok，All right英文講不停」，不見得是像徐志摩般的「炫耀」，而可能是日常生活中所思、所言與所行的一部份，它不是「異化」，而是「內化」。

　從「異化」到「內化」，甚至到感嘆台灣「留美」學生愈來愈少，百年來華人「留美」經驗的影響，可說是深遠而細膩；也許，這也說明了何以「留美」博士馬英九會認為「我們不會成為他們（美中）的絆腳石」，甚至「不必擔心美國會出賣我們」的原因。

註一：周明之著，雷頤譯，2005，《胡適與現代知識份子的選擇》，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同時請參考：余英時，1984，《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台北：聯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