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基隆河畔  2009年5月25日)

「政治和國家，就最樂觀的方面來看，已被人們想像為市場的技術輔助器，但從最不利的方面來看，它們則被視作腐敗問題的本質。」
－Johnston, Michael（2009），《腐敗癥候群：財富、權力和民主》，上海：世紀，頁228。

參考文章》專制的根源

　21世紀號稱是「全球化」世紀，在「全球化」世紀中，對人類衝擊最大的是什麼？不是金融海嘯，也不是科技創新，更不是所謂傳統國家主權的喪失，而是貪腐問題。南韓前總統盧武鉉跳崖自殺身亡，引起國際震撼，在評價兩極與一片唏噓聲中，有一個深層的問題值得思考：

　－是人性或制度性的因素，會讓一個以「反貪腐」上台的國家領導人，在掌握最大權力後，最後竟以「貪腐」告終？

　因為「反貪腐」是涉及人性與正義的問題，所以，上述的問題，其實也是在問：究竟是什麼原因，讓「盧武鉉」（對台灣而言，就是「陳水扁」）輕易地、不知不覺地就跨越了那一條原本誓死堅守、捍衛的人性底線？

　這個問題不解決，不必懷疑，現在手上握有絕對權力的人，都極可能是下一位「盧武鉉」或「陳水扁」；問題是，如果是制度出了問題，可以從制度面的公共治理下手，但如果是人性使然，要如何解決？

　「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這是對於「權力」的經驗法則，就是因為有著太多的痛苦，所以西方社會才會發展出一大套關於如何節制權力、權力必須制衡的道理。

　不過，讓人腐化的「權力」是果，不是因。「貪腐」的結構性因素以及惡惡相循，才是讓握有權力的人，由初階的「腐化」，一步步走向「絕對腐化」的沉淪關鍵。

　確實令人意外，進入21世紀「全球化」時代，人類竟然面臨了「貪腐全球化」的問題，而且形勢日益嚴峻。貪腐，可說是人類社會中最古老的問題之一，從西方到東方，自古到今都在思索應該如何防止統治者濫用權力，但是，「權力」卻因人的「位置」而呈現異化，即：

　－被權力宰制的人要求權力制衡，掌握權力的人則想方設法要把權力極大化！

　這也是為什麼所謂「民主化」，如果從權力與公共治理的角度分析，其實就是一個「貪腐」與「反貪腐」的角力過程。

　理論上，隨著21世紀「全球化」的到來，在創新科技不斷推陳出新、以及跨域的人流、金流把地球村一步步緊密結合的趨勢下，人類的文明似乎更加進步，「民主化」與「公共治理」的層次理應提昇，但是，沒想到的是，伴隨「民主化」、「全球治理」所出現的貪腐問題，卻不減反增。

　現實的情況是，「全球化」愈普及，M型不平等的落差愈大，而「民主化」愈普及，貪腐問題也更深化；從公部門的貪腐，到私部門的貪腐，幾乎無所不在、無日無之。

　在《腐敗癥候群：財富、權力和民主》這本書中，提供了四個指標，可據以評估一個國家的貪腐程度，包括：權勢市場、菁英統治集團、寡頭與幫派，以及官僚權貴。

　所謂「權勢市場」，指的是一種「接近權的價值」。企業通常會利用其財富主動尋求強大的政治與國家機器的支援以獲取更大的商業利益，而政客或官員則利用「接近權」換取金錢財物，學術的用語是「尋租」；「尋租」讓官商各取所需、各蒙其利，但公共利益則被犧牲，造成大陸川震重大死傷的「豆腐渣」校舍就是一例。

　「菁英統治集團」，主要涉及如何收買朋友與如何統治人民。它的運作原理是相互勾結的政客、企業界、官僚、軍方以及族群領袖共同分享貪腐所得，建立起共同利益網絡和同盟，以鞏固權力並擊退反對者；至於菁英統治集團如何統治人民，從「媒體政治」的角度，即所謂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然而，這種官商權錢共構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運作，卻與民主化的「公民社會」價值完全悖離，因此，統治者會透過「接近權」利誘媒體，而媒體也會主動棄守「第四權」以換取「接近權」，在政媒合作下進行輿論操控以形塑符合統治集團的利益，如果有媒體不受控制，則進行抵制、箝制。

　最後，「寡頭與幫派」，指的是「我們是一家人，而你們則不是」，這種權力邏輯趨近於「圈子愈小，權力愈大」；而呼應「寡頭與幫派」的是「官僚權貴」，則是一種「伸手與排擠他人」的「貪腐共犯結構」。

　南韓於1948年獨立，在盧武鉉之前，已歷經六個不同形式的政府及六套憲法，隨著民主化與經濟發展，上述四種「貪腐」的癥候群，逐一呈現；然而：

　－「多年來，公共制度和職責一直與『血緣、地域和學校的影響力』──忠於家族、忠於該國某個地域以及來自那裡的領導人、忠於某人的大學──進行抗爭，但往往處於不利的地位。」（Johnston，頁110）

　貪腐，當然有人性的因素，但制度性因素顯然更加關鍵。盧武鉉，以及他之前所謂南韓的「總統都沒有好下場」，基本上是制度性的必然，而不是人性的偶然。

　從南韓回看台灣，讓盧武鉉走上不歸路的四種「貪腐」癥候群，台灣一樣也不缺，甚至更加變本加厲；雖然「陳水扁」已是過去式，但誰敢保証：台灣不會出現第二位「陳水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