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台東)

「現實的殘酷，在我們所有人的生命中，總會不時出現。雖然『壯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但是我們只要抱持著開闊的心情，坦然面對，就會讓這個歷程順利渡過。」
－周盛淵（發行人）／「給中國時報同仁的一封信」、2008.6.18

「中國時報有鑑於台灣媒體生態環境的變化，包括各種及時、免費資訊的充斥，以及紙張、原料等生產成本的增漲，再加上受經濟不景氣影響，導致對媒體的廣告總投放量萎縮，決定重新定位報紙的屬性，與既有媒體做區隔，以菁英報的型態再出發。」
－中國時報聲明、2008.6.18

「從民國九十年裁撤中南部中心開始，加上這一次裁員，幾年來被迫離開報系的同仁將突破三千名。但每次失去工作的人，都不是決策者，把公司搞砸搞爛的人從來不必負責、不承認經營的錯誤，現在還聽說有人要去新政府當官，這些人應該出來面對員工。 」
－陳文賢（中時工會常務理事）／聯合報、2008.6.19

　自從民國39年由中時創辦人余紀忠成立《徵信新聞》起，隨著台灣經濟發展、政治解嚴，《中國時報》歷經了各種轉型與變化，《中國時報》不只是台灣社會的記錄者，也是具體而微的小縮影。從早期「印報紙等於印鈔票」的發光發熱，《中國時報》不幸走到今天這種裁員、減張、轉型為「菁英報」的崎嶇道路；令人遺憾的是，不少昨天還在線上跑新聞的中時人，都是輾轉被同業告知，痛苦、困惑、不平，自是可以想見。

　在台灣，不只《中國時報》一家媒體，所謂「各種及時、免費資訊的充斥，以及紙張、原料等生產成本的增漲，再加上受經濟不景氣影響」的理由，所有媒體其實都同樣概括承受；只是，家家雖然都有一本或好幾本難唸的經，但每家的應變，卻有高下之分。這就好像，同樣是面臨經營困境，中時選擇讓《中時晚報》熄燈，但《聯合報》卻讓《聯合晚報》活到現在，而且從不看好到現在報攤上一份難求。

　筆者曾是中時人，一生中最好、最壞、讓人哭讓人笑的記者生涯，全都在中時度過。在中時當記者，不只是一份養家活口的工作，也是一種驕傲與榮譽，這是因為中時曾有自由開放之風，有言人所不敢言的反骨精神，有不必逢迎、不必下流也能跑出好新聞、讓人敬重的媒體專業。

　當然，就像許多曾是中時人的選擇，我後來還是離開了這個大家庭。但是，離開不表示不關心，我一直希望中時能變得愈來愈好，總是希望聽到人們口中談到中時的時候，流露的是一種敬重而非嘲諷、鄙夷的神情；由於對中時始終有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感，以至於每次在店家舉目不見中時的時候，內心往往感到黯然，這種黯然到了便利商店的零售報攤上，看著那些來得最晚、也賣得最少的中時，堆在架上乏人問津，內心的難過，實在無可言喻。

　前幾天，在南部開修車廠的親戚來訪，言談中說到他決定把看了二十多年的中時退掉的心路轉折。「好看的愈來愈少，」我這位黑手親戚如是說；其次，沒興趣的不少，看得懂的也不多，尤其是投書與評論部份，有看沒有懂，後來都直接翻過；總的感覺是，中時離他們的生活，愈來愈遠了。

　在歷經這次大裁員與大轉型後，中時說要「與既有媒體做區隔，以菁英報的型態再出發」，也許這是我個人杞人憂天，甚至是見識不足，但我還是要有話直說，以「菁英報」的型態再出發，不無可能成為壓垮中時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台灣，誰是「菁英」？換另一個角度，如果自認是「菁英」，誰還在看報紙？對於那些以大學校園為主的「知識菁英」而言，儘管殫精竭慮寫出的學術論文沒幾個人看，但大多認為台灣報紙的內容實在太淺，評論更無可觀；少看報，甚至不看報，幾乎已是這些校園「知識菁英」的生活常態，至於大學生不看報，根本已不是新聞了。

　如果中時「菁英報」不是以這些大學校園裡的教授與學生「菁英」為主，再加上已排除了那些主動放棄以及即將被棄守的中下階層讀者，那麼，中時要轉型成「菁英報」，勢必要面臨一個嚴峻的問題：

　－「菁英」的讀者，究竟在哪裡？

　「菁英」，是一種虛擬的想像，可作為決策的參考，但不能成為突破危機的決策工具，甚至是最終目標；台灣也不是美國，兩地的「中產階級」屬性小同大異，紐約時報的「菁英」路線，也不會是中時可按圖描繪的媒體路徑圖。

　「大眾」媒體，有大眾的生存之道，「分眾」媒體，也有分眾的理由。以台灣特殊的政經社會屬性與結構，加上媒體的激烈競爭，在歷經這一場大裁員、大轉折後的中時，恐怕已沒有能力與機會再在「不知讀者在哪裡」的疑惑中，去應付下一場更悠關生死存亡的挑戰。

　如果說，在競爭激烈的媒體市場上只容「第一名」吃香喝辣，為何總是中時在扮演那個始終在裁員、熄燈的角色？從最早開始，《中國時報》是台灣的「兩大報」之一，後來變成「三大報」鼎足而立，最後變成穩居「四大報」之末；如果這是一個無法避免，甚至是都在預料之中的過程及結果，則一個令人難過，也讓人費解的問題是：

　－《中國時報》，為什麼仍會走到今天這種境地？熟令致之？

　原因，是多重的。有人大聲地問，為何「每次失去工作的人，都不是決策者，把公司搞砸搞爛的人從來不必負責」，這是氣話，但情有可原；但是，這種氣話，卻也點出一個本質性的問題關鍵，即：「把公司搞砸搞爛」恐是結果，而非原因，這個原因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從評估、決策、執行到回饋系統，環環相扣，錯錯相循，而在這個錯綜複雜的循環過程中，其實最核心就是「人」出了問題。

　與其追究為何「把公司搞砸搞爛的人」從來不必負責，不如仔細思量為何這些「把公司搞砸搞爛的人」，竟然可以步步高昇、躍為決策的核心？劣幣逐良弊，始終是「人」的問題的重中之重；一個沒有能力的部屬，會想盡辦法用數字魔術讓企業主攪混什麼是劣幣、什麼是良幣，而一個只會玩權力恐怖平衡、無法分辦良劣的企業主，最終也只可能面臨一再失敗與痛苦的抉擇。

　在政治學上有兩句話，大概可以形容目前中時的情況。第一句話是，「看他用什麼人，就知道他想作什麼事，以及可以作出什麼事」；第二句話是，「圈子愈小，權力愈大」，當然，圈子愈小，資訊壟斷也就愈窄，在一個公司裡，「誰知道了什麼、誰不可以知道什麼」的資訊壟斷，決定了權力的大小，而權力決定了資源的分配與運用。

　中時的興衰浮沉，幾乎就是台灣社會的小縮影。有人恨之欲其死，自然幸災樂禍，有人愛之欲其生，為今天這種結果應到痛苦難安，這些都是人性之常。當然，要求那些即將喪失生計的中時員工，要做到「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確實不容易。

　我相信，應該沒有任何一位中時人願意「把公司搞砸搞爛」，而是整個與「人」有關的制度出了大問題。跨平台媒體資源的統合運用、成本的精打細算，甚至錙銖必較，都是小枝小節，無關宏局，如果把中時看成是一隻大象，則要大象翻身，靠的絕非蠻力，或希望大象瘦身，而是要借助一群能與時俱進、熱情、專業，具有恢宏格局與視野的「人才」，來幫助大象翻身。

　馬英九說他要的治國人才是「德重於才」，中時何獨不然？

　中時能否起死回生、甚至振衰起敝？這涉及組織結構的調整、資源的運用，當然，最關鍵的真的是「人」的素質。我始終認為，從事媒體，不同於一般單純以營利為主的企業，它是一種「more than a job 」的行業；專業，當然重要，但在專業之上，更要有熱情、理想與視野，找到對的人，才能做出對的事。

　我內心衷心期待，在可見的未來，中時能走過幽谷，重現令人敬重的媒體風華。